雖然在北京的時候已經感覺中國人實在很多，但到了國外才發現中國人真是太多了。剛到歐洲后在大大小小的幾次旅行中，甚至在偏僻的荷蘭小漁村我都能看到同胞的身影，更別說在巴黎、布魯塞爾、阿姆斯特丹這樣的繁華都市，幾乎所有旅游點和商業街都有中國人。有許多中國游客則以團組形式出現，而據我觀察，西方人通常只有老年游客才熱衷組團。

不少中國旅行團有一些有趣的特征；團員們衣著正式，雖不至于夸張到西服革履，但也夾克衫在身，腳蹬一雙皮鞋，不像其他旅游者那樣隨意自然；團里總有一兩個大肚翩翩的核心人物，團員們都圍著轉，大家爭著合影或給其拍照留念；購物幾乎都去一些固定商店，基本都能做讓商家滿意的顧客，大包小包地買走大一堆紀念品。毫無疑問這種旅行團就是美其名曰“出國考察”的公款旅游團，因為除了他們，也不會有人時時擺出一副官架子，帶著得意洋洋的氣勢走在外國的大街上。

記得4月份復活節假期的時候，筆者在比魯塞爾著名景點“撒尿小童”旁邊看到很多國內旅行團。其中一個北京團據說是農業部的團組。帶隊導游是個在德國留學的中國留學生，他負責這個團的歐洲地接項目。小伙子趕羊似的指揮人們來此照相，然后把隊伍帶進了旁邊的巧克力店。比利時素以啤酒和巧克力天下聞名，游客們免不了要買些禮品回去送人。只見導游跟巧克力店的中國小姑娘悄悄說了個數字作為暗號，就算接上頭了。小伙子告訴說，他們是老熟人了，經常給店里拉來客人，這樣的政府團很受歡迎，回扣也不少。等這些人走后，在巧克力店打工的小姑娘說生意不錯，很爽快地把剛才賣給他們的巧克力以一半的價錢給我們。他們老板就是因為中國旅行團很多才雇了好幾個中國留學生幫忙。

關于這些公款旅游團，外國人暗地瞧不起不說，很多華僑華人也覺得給中國人丟人。但說實話除了對一些人暴發戶或大老爺式的嘴臉看不順眼外，我覺得如果真是出差之余四處走走看看，到也未嘗不可。畢竟大多數情況下，出國的潛規則就是一種隱性福利，一般憑資歷而不全然是業績或者職能出去。但是凡事要有度，在A國出差你跑到B國干什么。比如前不久被撤職的安徽檢察院副檢察長，帶隊從瑞典出完差又跑到芬蘭玩，竟然還拿著偽造的邀請函，就實在說不過去了。丟人丟到國外，自然也為國法所不容。

考慮到為數13億的中國人民中還有大部分從來沒有踏出過國門，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加大，出國出差的機會會越來越多，幾乎可以肯定公款旅游的人也不會減少。從大禹治水就已經清楚告訴人們，最好的方法莫過于疏導而非堵截，我這里不妨給管理部門支一招，看看能不能當作參考。比如索性讓出國考察公開化。既然已經普遍作為一種隱性福利，那就將這種福利在內部網站上公之于眾，講明什么條件下可以出國，以作為恪守本職工作和做出突出成就的獎勵。如果做到公開透明，一來即使有人出國，別人也會服氣，說不定能形成一種新的激勵機制；二來貧困地區的政府部門或者國有企業也不敢再貿然組織這種出國游，否則上級部門有權制止。

另外需要公開的就是每次出國的人員名單和財務賬目，最好由媒體和審計部門進行定期核實。要在政府網站上至少也應該在本單位講清楚，哪些人都去哪了，做了哪些事花了多少錢，另外應該報上級單位備案。如果沒有公開，一律算作違規違紀，要追究當事人和單位領導的責任。相信只要政務公開落到實處，頂風作案的人就會越來越少。說到底為什么西方國家政府部門很少聽說公款消費和公款旅游，就因為人家監督力度非常到位，又建立了一整套重視誠信的社會體系，西方公務員犯不著為沾這點小便宜丟點聲譽和飯碗。

還有一個公開其實也未必不可行。國家一般都在外國派駐有大使館和其他許多官方機構，比如中央各大媒體。這些官方機構的重要任務就是做調研工作，除了跟蹤政經形勢，有時也涉及制度層面的研究。如果通過一個涉外部門的內部網絡能把這些資源整合起來，就沒必要再重復派國內的一些團組來再作重復勞動。因為出國考察也無非就是整一篇同樣的稿子回去，更不用說很多考察報告都是旅行社代筆。這樣也能節省大量的考察經費。國家駐外的官方人員應該基本具備寫這些調研材料的能力，遇到真正專業性極強的出國考察比如核物理或航天科技之類的高科技項目，再派出專家考察隊伍也不晚。

（蔡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