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解雙方民族主義情緒
在中日兩國關系中，民族主義情緒一直是橫亙在兩國人民之間最頑固的障礙。正如香港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邱震海在會上指出的，中日關系的本質，實際上是雙方的一個心態問題。
邱震海認為，在1868年明治維新之前，中國是亞洲的中心，19世紀之后，日本成了亞洲的中心。而當歷史進入21世紀之后，中日之間又在進行一次亞洲地位互換的過程。在這種強弱互換的心態中，既有中日之間如何面對對方的問題，同時又有我們中日之間共同的問題。
北九州市立大學教授橫山宏章等日本專家對日本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潮做了進一步深刻的剖析。橫山教授指出，日本的戰后體制主要包括以日美同盟為中心，重視聯合國的外交，重視亞洲以及和平外交。然而在日本經濟長期低迷，亞洲其他大國日益崛起的背景下，日本前首相安倍提出了要建設美好家園——以及日本要終結戰后體制的構想。這種構想表面上看起來，都是要求人們重新認識日本優秀傳統，鼓勵愛國之情。但其背后隱藏著一種深刻的危機感，隱含著日中雙方的民族主義情緒激烈沖撞的可能性。因為安倍的這種政治構想實際是一種日本式的民族主義的高揚，對正在成為經濟大國的中國是敵視的。
中日新聞出版部部長川村范行先生從民間層面上分析了日本年輕一代中出現的排他“民族主義”的現象。比如在日本網絡BBS上有很多反中韓的帖子，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呢？他認為，由于社會流動以及高消費，日本社會形成了新的富裕層和貧困層。這一新現象使日本年輕人對于就業問題產生的不安。他們心理、情感上的不安在網絡上表現為對中韓的攻擊。所以，川村先生建議把年輕人就業問題與民族主義問題放在同一平臺考慮：一方面，要擴大年輕人就業機會；另一方面，不要發表一些可能煽動排他主義的言論。
變化中的亞洲戰略格局
正如邱震海和橫山宏章等專家指出的，中日兩國之間面對彼此的復雜心態，及日本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復蘇，除了深刻的歷史原因外，還糾葛著日本如何看待中國的日益強大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或者說雙方該如何調整戰略心態來迎接亞洲正在形成的多強并存的局面。
王少普分析了亞洲的戰略格局和戰略態勢正在發生的兩個重大變化：第一是中國和世界的關系已經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中國的利益越來越和世界的利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第二是美國的東亞地區戰略在發生重大變化，中國在美國的戰略地位在上升，美國和日本的地區戰略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錯位。王少普指出日本應該看到亞洲地區的這種變化，并且要在這種大背景下，正確處理好中日關系。
復旦大學的包霞琴副教授認為現在中日之間最缺乏的就是戰略上的互信。中國經過近30年的發展，走的是一條經濟發展、和平發展的道路，外交上希望和世界各國合作。但日本主流還是把中國看成未來幾十年當中一個不穩定的、潛在的威脅，這種狀況不利于今后中日關系的正常發展。中日兩國對于對方的崛起，應該有個明確的定位。
早稻田大學的依田教授認為中國恢復在亞洲的文化大國地位。這樣周邊國家對經濟迅速發展的中國的恐懼就會大大地降低，東亞地區才可能實現真正的穩定。
努力深化中日民間交流
在歷史上，民間交流自古就是中日關系的一項重要內容，這種交流保持著相對穩定。特別是在上世紀70年代，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過程中，民間交流起著潤滑劑的作用。
同濟大學亞太研究中心主任蔡建國教授認為，民間交流是中日兩千年來關系發展的基軸，因此加深加強民間的相互理解，對構筑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理解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日本人事院公務員研修所原所長鈴木和晉在分析日美行政人事合作的基礎上，對日中行政人事交流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鈴木和晉表示，日美之間有一個孟斯菲爾德項目。這個項目已經實施12年，迄今共有70多名公務員參加了這個項目。經歷了這樣進修項目的美國成員，很多人在聯邦政府中擔當對日關系的重要職務。這樣的項目培養了一個有組織的、持續的、長效的知日派，對日美關系作出重要的貢獻。日中兩國在環境、資源、能源、糧食、食品安全以及知識產權等領域，進行行政人事領域的協調和合作，對促進中日之間的理解是非常有效的。
中日兩國構筑戰略互惠關系，既要有各領域務實合作和解決好雙方關切的支撐，體現互利互惠，更要有著眼大局的戰略思考和長遠規劃，體現戰略性。這兩者相輔相成，有機統一，不能被中日現存問題羈絆。
應該看到，近代以來中日兩國關系的特征是相互依存，相互競爭以及相互對立。中日擴大相互依存的程度就是減少相互對立的程度。如果任意擴大相互對立關系的話，就會影響中日關系健康的發展；如果大家以合作的姿態面向未來的話，中日關系將會是樂觀的。
（來源：文匯報 同濟大學亞太研究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