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共同體的建立離不開中日合作
記者：中日關系今年取得突破。日本新首相安倍晉三成功訪華，是否表明中日之間在靖國神社問題上達成某種妥協？
吳建民：對這個問題，雙方經過了磋商，達成了某種諒解。當時他們有一種說法，我們也諒解他們的處境。
記者：那您覺得這個事件的意義在哪里？
吳建民：中日關系處在僵冷的局面不好，所以要往前走，打破僵局。過去的一頁翻過去了，我們開始了新的一頁。中日兩國是亞洲的大國，雙方在經濟上互補性極強，而且現在東亞正積極努力構建東亞共同體，這是一件大事情，東亞共同體的構建，它的動力是什么？和平與繁榮。歐洲的經驗告訴我們，歐共體建立之后，再到后來的歐盟，歐洲不可能再發生戰爭了。在當今世界上，一個國家關起門來不可能繁榮，必須參與到全球化的經濟中，可是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需要某種地區的支撐。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樣，由于國家間沒有聯合，被打得人仰馬翻，遭受了嚴重損失，據說有2萬億美元灰飛煙滅。所以，東亞國家大步走向合作，是在金融危機之后，但東亞共同體的建立，離不開中日的合作。所以中日關系加強了，也是對東亞合作的一個大的促進。
記者：日本是不是也看到了這一點？
吳建民：我本人去年去了5次日本，跟日本各界都有過接觸。日本當然有人對中國崛起存有戒心，想遏制這種崛起，但在跟日本各界接觸了之后，感覺中日友好還是主流。周總理有兩句話總結中日關系：“2000年友好，50年對抗。”友好是主流的，而且這種友好對雙方帶來了好處。這是第一。第二，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關系大大往前發展了，發展的結果是中日雙方受益。雙方受益的結果是什么？就是中日雙方贊成中日友好的人越來越多。所以對日本出現的逆流，我們也要認真對待，即要加強雙方之間的來往，特別像胡錦濤主席所講的，加強青年人的來往。因為青年人對過去戰爭不了解，通過交往，日本人看到了中國的情況，中國也了解了日本，這樣的話，我想我們中央所提出來的，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理想是有可能實現的。
“威脅論”會伴隨中國崛起的全過程
記者：今年中美啟動了戰略經濟對話機制，這一機制啟動的背景是什么？您如何評價這一機制的建立？
吳建民：是美方提出來的。保爾森就任美國財政部長之后，看到今后中美關系的發展，不僅僅對美國，對雙方都很重要，對世界也很重要。同時也看到，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也出現一些不和諧的聲音，比如指責人民幣匯率問題、所謂不公平貿易問題、知識產權問題等等，這些當然是一些問題，但是怎樣去妥善解決？所以從美國方面來講，為了更好地推動中美關系的發展，它倡議進行戰略經濟對話。
這個機制是布什總統會見胡錦濤主席的時候提出來的，胡主席覺得這個提議很好，所以雙方的戰略對話層次很高，都是作為雙方元首的代表，具有很大的授權，而且背后有兩國元首支持，這樣的話我想是因為：第一，中美關系正在迅速發展；第二，雙方都認識到，發展還有巨大潛力；第三，大家都認識到，中美關系平穩發展對雙方都越來越重要，所以要建立這樣的機制，來更好地推動兩國關系發展，妥善解決和處理產生的分歧和摩擦。
記者：從此次戰略經濟對話中可以看出，美方越來越關心中國的國內政策和國內問題。從它設定的題目來看，您認為說明什么問題？
吳建民：美方的要求可能是從美國利益出發的，但是我們還要看它的哪些要求是合理的，有些要求也是我們參與全球化的需要，有些問題如果合理，我們就需要對我們內部進行改革。這是中方改革繼續深入的一個主要議題。既然同外部世界合作，就要有一個互相適應的過程。當然，有些要求可能中國目前做不到，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那我們就不同意，我們跟他講清楚道理。我覺得在經濟領域，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融合度在加深，在這個過程中都有個相互適應的階段。
記者：再談談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去年在東南亞出現的“中國威脅論”，今年好像聽不到了。
吳建民：我們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人類歷史上從沒有13億人同時在崛起的時候，而且現在正在崛起的不僅有中國有印度，還有東盟，大家都在崛起，有非洲有拉美一些國家，加起來33億人，這是21世紀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大趨勢，我們是這個趨勢的一部分。為什么我們這么重視周邊國家？因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首先要搞好跟周邊國家的關系，如果跟周邊國家的關系不好，我們就很難發展。這是我們外交的一個重點之一。為什么過去有“中國威脅論”，而且很厲害？從某種意義上看也“很自然”，當你身邊一個大國起來的時候，你當然有一些不安，而且有這樣、那樣一些看法。中國很重視加強跟他們溝通，同時以實際行動，證明中國的發展對他們不是一個威脅，而且是拉動它們經濟增長的。
讓“中國威脅論”消亡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覺得這個問題，是中國人需要長期考慮的，我的看法是，中國威脅論會伴隨中國崛起的全過程。
（編輯：王晶 來源：新民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