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6月20日和21日，中美第四次戰略對話在華盛頓舉行，距離2005年8月1日首次對話不到兩年時間。對比分析四次戰略對話的內容、形式和范圍，可以看出作為一個雙邊高層交流機制，戰略對話的特征越來越清晰，作用越來越明顯。
中美戰略對話能解決多少問題，能產生多大影響，一向是各方所關注的。對于中美這樣兩個利益和矛盾交織的大國之間，無論出現任何新鮮事，外界總是抱著懷疑的目光。然而，中美戰略對話經過四個回合的歷練，已經漸趨成熟，開始在兩國關系中發揮重要作用。
從歷史角度看，所謂的中美定期對話從來沒能定期過，而迄今為止中美戰略對話都能如期在規定的級別上舉行，為中美之間的交流機制樹立了一個榜樣。
由于中美政治關系的脆弱性，目前存在的所有定期對話機制一遇風吹草動就停止，沒能發揮定期對話機制的應有功能。1990年建立的中美人權磋商機制，根據中美之間的協定，應該每年舉行兩次，但是在其建立的前12年里只舉行了13次。1983年成立的中美商貿聯委會，按協定每年舉行1次，可不久前在北京舉行的才是第16屆。1999年，中國全國人大與美國眾議院開始定期交流，商定每年兩次，但今年即將舉行的只是第7輪會晤。中美國防部副部長級別的年度防務磋商機制始建于1997年，隨后發生中國駐前南使館被炸事件，該機制到2002年12月才重啟。而中美戰略對話機制從2005年建立以來非常穩固，既未間斷過，級別也沒有下降，可以說開創了中美交流史上一個良好的先例。
過去兩年里，中美戰略對話從一個無所不包的綜合性交流平臺轉變為一個專業性的對話機制。最近幾年來，中美之間在各領域、各行業建立了各式各樣的對話、交流機制，可以說中美之間的交流平臺非常多了。中美兩國政府之間的不定期交流機制主要有兩種：一是高層互訪，胡錦濤主席與布什總統之間的會面每年都會有好幾次，而兩國外長會面更是家常便飯，此外雙方對口部委之間的互訪、談判也不少；二是高層之間的熱線電話，中美元首之間的熱線和中美外長之間的直通電話是兩國臨時溝通的重要渠道。定期交流機制至少有四個，包括中美人權對話機制；每年一次的中美商貿聯委會；每年兩次的副部長級防務磋商機制；每年兩次的“中國全國人大－美國參議院議會小組”機制。
中美戰略對話是胡錦濤主席與布什總統2004年11月在智利圣地亞哥達成的共識，原則上每年舉行兩次，雙方就兩國關心的重大戰略議題進行溝通。中美關系作為全球最重要的一對兩邊關系，涉及的領域自然非常多，需要雙方溝通的問題也不少。因此，最初兩次戰略對話涵蓋的內容相當廣泛，可以說包羅萬象，包括政治、經濟、能源、環境等等。在會談過程中，首日舉行全體會談后，經貿問題就開始分出來專門討論。2006年中美建立了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后，中美戰略對話的定位開始變得更專業、更明確了，經濟、能源、環保等議題轉入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框架，中美戰略對話則更專注于政治和安全領域。可以說，專業化有助于中美通過戰略對話這個平臺更深入地交換意見和尋求共識，是戰略對話發展演變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進步。
第四次中美戰略對話的舉行表明，戰略對話關注的范圍、舉行方式等方面均發生了一些積極變化。從范圍上看，對話已經超越雙邊關系，涉及影響地區與國際和平的重大問題。在最初的兩次對話中，討論的議題主要是一些緊迫的雙邊議題，諸如貿易不平衡、能源安全、環境保護等。隨著戰略對話的深入，雙方均意識到中美作為兩個大國，無論從促進兩國關系的發展，還是從促進國際和平與穩定的角度出發，都應當就當前國際上的一些熱點問題發展共識。在第四次戰略對話中，伊朗核問題、蘇丹達爾富爾危機和巴基斯坦局勢成為重要議題。顯然，戰略對話的這種發展方向與中美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是相符的，是一種積極的趨勢。
與此同時，戰略對話的形式越來越開放，內容上也增加了一些務虛的部分。在前兩次戰略對話中，中美雙方都表現得相當謹慎。對話之前，雙方發表的對外新聞公告只提及對話的時間、地點和人物，至于媒體關心的議題則一筆帶過。在這種情況下，參與對話的人只能是雙方代表團。然而，在第四次戰略對話之前，國內外媒體已經得知，朝核問題、東北亞安全機制、防擴散與反恐、伊朗核問題、蘇丹達爾富爾危機和巴基斯坦局勢都是對話議題，于是媒體、學者和思想庫也都紛紛加入對話中，就上述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
值得關注的是，東北亞安全機制也是此次對話的重要議題之一，顯然這是對話中務虛的一部分。眾所周知，朝核問題是東北亞目前最緊迫的議題，東北亞安全機制是一個未來的議題。這也說明，除了當前的緊迫問題外，戰略對話開始關注一些具有戰略意義的長遠問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所/牛新春）（來源：《瞭望》雜志
編輯：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