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問題共同應對

我們又將如何應對這即將到來的風險呢？作為一個必須要考慮的大前提，就是把建立在被過低估價的石油基礎上的世界經濟從虛幻中解脫出來。然后就是盡可能實現能源、水和食品的“就近銷售”。建立世界范圍內的風險分攤機制，而且必須考慮到如何讓中國問題“軟著陸”。

目前，過度依賴于總量有限且分布不均的石油資源的局面已經得到扭轉，典型的20世紀類型的全球經濟也開始一點一點地向著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經濟轉變。在這股潮流中，中國的緊張狀態似乎也得到了緩解。

至于日本應當采取什么具體措施，首先就是要靈活運用京都議定書中采納的清潔發展機制(CDM)。按照清潔發展機制的規定，一國在其它國家開展合作項目中削減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可以算在本國的減排量中。這比單純通過金錢買賣排放權更有利于整個世界。

作為CDM項目的一部分，日本一些燈泡生產商希望在中國普及節能型燈泡。如果中國的3.5億個家庭按每家8個燈泡計算，全部替換成節能燈泡的話，其節約的電能將是驚人的。

在美國國防部2003年出臺的環境風險評估報告中曾明確表示“環境問題的風險遠在恐怖主義之上”。到2020年，因氣候異常和環境變動導致的風險將增加，不僅經濟會遭受巨大損失，還會產生大量環境難民。由此可見，為了有效降低中國經濟的風險，即便是挪用日本稅收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減輕中國的環境負擔，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問題的軟著陸與地球及日本的安全密切相關。我們應當參與中國的能源供給和生產過程，以期在十年之內緩解中國的環境和能源危機。這是日本對整個地球作出的最大貢獻，同時也解決了日本自身面臨的問題。

當務之急是確立包括日本、中國及韓國在內的“東亞環境共同體”這種全球化視角，主動跳出20世紀舊有的思維模式。現在的情況是，要想保證作為共同資源的環境、水、能源和食品的可持續利用，就必須建立共同的管理體系。

此外，在環境污染和資源問題上，多數意見都認為“日本是受害者”，當然認為是加害者的意見也不是沒有。最明顯的就是垃圾出口問題，特別是隨著家電產品更新速度的加快，廢舊家電數量迅速增加。盡管有一部分可以循環再利用，但是從總體來看不能否認這加重了中國的環境負擔。

此外還存在所謂“碳連鎖”的問題。比方說，日本為了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征收環境稅，這就會迫使一部分企業將生產轉移至中國這樣沒有排放限制的國家。至于鋼鐵產品，盡管最后的精煉過程還是要回到日本國內，但是之前的一系列生產活動都被逐漸轉移到了中國。最終的結果是雖然日本國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但對整個地球來說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還是在增加的。

要想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僅僅以國家為單位制定限制措施，應當在整個地區甚至是全球范圍內制定一套合理的減排制度。不能夠把負擔完全拋給中國，而是應該將此問題作為全球性的經濟問題通盤思考。

消極抵制不合時宜

40年前，日本以東京奧運會為契機開始了經濟的飛速發展。同時也以奧運會為分水嶺出現了一些結構性問題。在1960年，日本的糧食自給率尚能達到80%，但是40年后就只剩40%了。奧運會召開前東京的水源主要來自多摩川和地下水，但是奧運會之后將近90%的城市用水則需要依賴于“遠方”的利根川。日本的上下水系統運營成本巨大，而且不得不依賴大量的石油和電力消耗，十分脆弱。

中國現在正在走日本的老路。北京在奧運會召開前已經出現了糧食自給率下降、需要從全世界進口食品和能源的趨勢，正在建設的南水北調工程就是把長江的水引入北京。

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一點，北京奧運會所體現的時代特征已經與東京奧運會截然不同了。上世紀60年代，促進經濟全球化與國際貿易還被認為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但是今天，由于石油本身的成本和對環境的破壞，經濟全球化不僅不具有建設性，甚至還存在著巨大的風險。與日本同樣存在結構問題的中國正面臨不可估量的風險，怎能對此放任自流。

如果現在還要抵制中國產品，把因北京奧運會產生的大氣污染和水資源不足問題當作別人家的事不聞不問，那就太不合時宜了。如何把中國問題作為全球性問題平穩地解決，是我們現在必須要面對的課題。（來源：新華網 編輯：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