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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為政之道的精髓是“經國濟民”，比西式套話更加到位

30年的改革實踐告訴我們，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是將“發展是硬道理”做西化的、機械論的解釋。其實，將“經濟發展”的指數，特別是以西方發明的GDP為衡量的“國民經濟增長率”，看成是政府須臾不可偏離的中心任務，即使在西方也是不到一個世紀里才出現的新事物。在此之前，至少到凱恩斯經濟學為止，經濟活動總是被認為與社會安定和道德倫理不可分離的。指標本身不可能帶來社會和諧和公正，不可能自動防止國內動蕩。因此，經濟發展的硬道理還在于國民財富如何再分配，并通過建設和諧社會的方法再度推動經濟的全面發展。中國傳統為政之道的精髓是“經國濟民”，比“發展經濟學家”喜歡使用的西式套話，諸如現代化、進步、中心、轉型，建設、文明等更加到位。眾所周知，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的軟肋是財富分配不公平引起的社會動蕩，而社會不安定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十七大政治報告中的一個著眼點就是如何應付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

中國知識精英所接受的西式發展觀本身就有歷史局限。在20世紀的下半葉，整個東亞經濟的發展模式證明，西方發展經濟學的主流思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二戰以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堅持用“現代化等于西化”的模式來告誡發展中國家，但東亞并沒有按照西化的思路走。西方經濟學家要求東亞國家采用“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東亞則直接進入“出口推動”的發展軌道；西方專家強調民主和法治為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大多數東亞國家的經濟起飛都是在所謂的集權體制里進行的；發展經濟學以傳統社會和文化的“現代”轉型為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而大多數東亞國家卻在推動發展的過程中頑強地捍衛傳統文化。中國的改革本來就沒有被人家的意識形態牽著鼻子走，今后更應突破這樣的框框。

·中國的政治制度在歷史上曾經遠比西方的體制先進

在政治體制改革領域，打破西化思路的桎梏也是關鍵。在某些人看來，“民主”本身并不是個歷史概念，而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標準，其實這個觀點連西方人都已經不敢認同。冷戰之后，西方政治科學日漸式微，原因是同政治實踐并不相符。“程序民主”未必就是實質的民主。即使在西方內部也出現了歐洲模式同美國模式的分野。任何國家的政治改革都不可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改革能否成功，成果能否持續，歸根到底取決于對傳統主流文化資源的闡發和利用，這就首先要打破普世主義原則。

中國的改革需要有中國的特色。“機構”改革的重要性就遠遠不如“用人”改革。對黨內干部如何進行監控，黨外干部能否進入核心部門為外交和國家安全做貢獻，各決策部門之間的工作關系如何明確規定？潛規則如何破除，決策透明度應當多大？總之，值得研究的重大課題實在是很多。人們一談改革就喜談“制度建設”，其實中國從上到下，“制度”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只是明制度太少，暗制度太多，所以不能一概而論之。

實際上，如果從中華幾千年的文化源頭上進行探索，我們也許能夠找到進一步改革的很多答案。中國的政治制度在歷史上曾經遠比西方的體制先進。傳統的六部九卿制用人極少，但職權分明，效率很高。都道府縣的實缺官位十分有限，但責任重大，必須以身家性命擔保。在盛唐時期，龐大的中華帝國的政務、經濟、邦交和禮儀往往只有數千士大夫官員即可正常運轉。荀子有言，“士大夫眾則國貧”，我們現在的官員體制，雖不能算“十羊九牧”，但也相去不遠。傳統制度難道一無可取之處嗎？再比如說，傳統的監察、考績和反腐敗機制未必沒有成效，士大夫不得在本鄉為官，就是完全可以借鑒的。大家都承認，在廉政制度方面，英國的文官制度、新加坡的司法制度、北歐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美國的權力制約機制、西方的輿論監督機制等等，都有可以借鑒之處，但為何中國吏治和廉政傳統卻被主流學人以“偽命題”一言以蔽之呢？

·融入世界絕不等于接受別人的強權意識形態

對外關系領域的思想解放似乎更加緊迫。在中國大國地位急劇攀升的歷史時刻，對外關系的領域受西化的語境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尤其突出，一個負面后果就是主流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入侵。這種理論的核心是強權為公理，實力是硬道理。弱者被打無奈，打人反而有理。按照五四以來流行的西化歷史哲學的結論，中國到“現代”之前一直在“沉睡”,長期落后于西方文明，落后就要挨打是勢所必然。如果我們以此推論，必然得出國家的“崛起等于威脅”，于是陷入種種“中國威脅論”的歷史觀而不能自拔。

如果我們徹底跳出五四傳統的歷史哲學，放棄“現代化”的西式語境，就會發現，今日中國對外關系的大環境同鴉片戰爭前的國際大勢并無實質的區別，也就是說，中國面臨的無非是兩大國際問題：首先，由于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地位十分顯要，對外貿易的順差和硬通貨的積累均居全球之首，因此出現外交摩擦和沖突的可能性存在。其二，能否接受西方的意識形態是中國“準入”還是“不準入”的標準。其實，早在康熙時期就發生過所謂的“中國禮儀之爭”，這場爭論的意識形態基礎是西方文化比中國本土文化優越，于是中國儒家的禮儀是否符合基督教義，就成為中國人是否有資格“進入”基督教主流文化的先決條件。在中國重新“融入”世界體系的今天，這場“禮儀”之爭仍然在繼續進行。所幸的是，中國不再是孤軍奮戰。傳統西方的歐洲也開始與美國發生“禮儀”之爭，對國內治理推出社會民主主義的“人性化市場經濟”原則，對國際事務的管理則提出多邊主義和多極主義的要求。中國對于“國際關系民主化”的訴求正是這場全球性的“禮儀”之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傳統對外關系既重禮儀（或稱軟實力），也重合和。融入世界絕不等于接受別人的強權意識形態，相反，傳統文化將成為中國軟實力的基礎。

·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同國際社會的正面交流是取得國際信任的最有效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影響力迅速上升的歷史時刻，缺乏向世界解釋自己的能力是造成與他國相互誤解的巨大隱患。以歐洲為例，近年來中國商品遍地皆是，中國文化急劇升溫，但新“黃禍論”的幽靈也開始在歐洲上空回蕩。從根本上講，歐洲人并不認為中國是世界和平的威脅，但他們抱怨中國人沒有向世界傳播明確的信息，展示其對全球發展方向的看法，這必然加劇歐洲人對未來世界不確定性的焦慮。比如中華文化的“天人合一”傳統本來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原創哲學，但是中國人現在被歐洲人普遍看作是只要經濟發展，只向地球索取，不顧地球生命。誠然，中國在環保上需要做出極大的努力，但在取得進展的同時公開宣揚“天人合一”的思想，對日益焦慮不安的歐洲人將是很大的心理安慰。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必要讓世界了解自己。筆者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做過客座教授，新加坡雖是一個小國，也不是西方民主制，但它解釋自己的能力確實讓人稱奇。前總理李光耀在國際媒體上縱橫捭闔，在中西文化之間游刃有余，既談經論道，也直言優劣。雖然未必能夠說服所有的西方人，但新加坡模式同不少其他模式相比的優點已經深入人心，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賞。總而言之，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同國際社會的正面交流是取得國際信任的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說，對“中國威脅論”置之不理，用“冷戰思維”一言以蔽之終究不是戰略思維的優秀表現，更不能產生積極的國際影響。（相藍欣 復旦大學特聘講座教授、日內瓦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來源：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