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近期，達賴宣稱自己是“如法守戒的佛教比丘”，口口聲聲“我感到萬分的焦慮”，表現出對藏文化的憂慮，儼然一副西藏文化代言人的形象。
然而，認真分析達賴集團的言行舉止，透過現象看本質，透過語言“煙幕彈”看達賴的所作所為，不僅談不上“如法守戒”，更談不上代表西藏人民的利益。
達賴逃亡國外后，在國外反華勢力的操縱和慫恿下，從事了大量分裂祖國的活動。他的分裂行徑在一次次失敗后，不斷變化手法。其炮制的“藏文化毀滅論”便是其中之一。
達賴叛逃國外的多年里，不顧事實，編造了大量諸如“《十七條協議》是武力逼迫下強加給西藏的”； “由于漢人移民，藏族在西藏成了少數”；藏族傳統文化藝術遭到滅絕危險；西藏自然資源受到嚴重破壞等等欺世謊言。
在達賴那里，“宗教”、“文化”等等概念，無一不是“政治牌”，尤其是在國際社會日漸關注文化、關注文化保護和發展的今天，達賴認為這是一個可以拿來大做文章的機會，此時打出這手“文化牌”，自己所宣稱的“西藏問題”，就能借“文化”之殼，行“政治”之實，招搖過市，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于是，達賴搖身一變，成為“民族文化的護衛者”，并到處散布“西藏文化毀滅論”。
達賴集團之所以四處散布“文化滅絕”的謊言，是因為達賴叛逃后在與西方交往的過程中，已深諳西方社會某些人的思維方式，深知誣蔑“中國政府滅絕了西藏文化”，就可以充分刺激西方某些政治勢力“敏感”的“人權神經”，挑起其對中國“進行施壓的沖動”，進而達到其分裂祖國的政治圖謀和在西藏恢復其封建農奴制度的最終目的。不僅如此，達賴還妄圖利用所謂的“文化毀滅論”，蓄意挑撥西藏乃至國內各民族的關系，煽動西藏群眾反對中央政府。
十四世達賴所散布的“西藏文化滅絕”等謊言，既不是什么新鮮貨色，更沒有現實依據。在鐵的事實面前，不待辯駁，就已經漏洞百出、原形畢露了 。
很多著名藏學家、研究員對于達賴分裂主義集團策劃策動的暴力事件感到十分憤慨：“很明顯，今天的西藏，是文化保護與發展的最好時期。然而，極少數分裂主義分子長期鼓吹‘西藏文化毀滅論’，這次，又煽動策劃嚴重的打砸搶燒事件。他們的行徑不得人心，注定是要失敗的。”
事實勝于雄辯。近50年來，西藏的文化在繼承傳統和保持藏民族特色的基礎上得到了新的發展，不但徹底改變了極少數封建農奴主壟斷西藏文化的局面，而且使西藏人民成為共同繼承、發展和分享西藏文化的主體。
幾十年來，中央政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財力和物力，運用法律、經濟和行政等多種手段，使西藏文化的優秀傳統和民族特色得到了繼承、保護和搶救。藏民族文化至今仍然是中華文化和世界文化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
為了保護西藏傳統文化，在過去20多年里，國家先后投入了超過7億元資金，維修并開放了包括布達拉宮在內的重要古文物建筑和寺廟1400多處。西藏自治區各級政府成立了專門的民族文化遺產搶救、整理和研究機構，先后收集、整理和編輯、出版了《中國戲曲志·西藏卷》《中國民間歌謠集成·西藏卷》以及民間舞蹈、諺語、曲藝、民間歌曲、民間故事等文藝集成，有效地搶救和保護了西藏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
世界最長史詩《格薩爾王傳》從1979年開始，政府便成立機構，投入資金，搶救、整理和出版書籍，目前已經有57名說唱藝人錄制說唱本130部，筆錄成文的90多部，整理出版的30多部。 收錄有4000多部經典和論著的藏文《大藏經》，由《甘珠爾》《丹珠爾》兩部分組成，既是宗教典籍，也包含了許多藏族文化的內涵。然而，在流傳過程中，《大藏經》出現了許多不同的版本。為統一校準內容、薈萃各版本特點，國家專門成立大藏經對勘局，對不同版本進行對勘出版。國家投入了將近4000萬元，組織了上百人的專家隊伍進行逐字逐句的仔細對勘。目前，經過對勘，藏文《大藏經》的《丹珠爾》已經全部完成并出版，《甘珠爾》部分還在繼續對勘，
從2007年開始，西藏自治區啟動了對貝葉經的摸底調查和建檔工作，目前西藏已經登記在冊的梵文貝葉經有426部，共4300多張。
國家還撥款數億元發展藏醫藥事業。各級藏醫機構積極開展藏醫藥科學研究，搜集整理百部藏醫學文獻、專著。1959年，西藏各類藏醫藥人員只有434人，如今西藏藏醫藥從業人員已發展到數千人。1959年前，西藏僅有兩家醫療機構，主要是為貴族、領主和上層僧人服務；目前，西藏的藏醫機構已發展到10多所，同時還有數十個縣級醫院的藏醫科。
工程浩大的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不斷取得進展。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薩迦寺等所藏經卷和佛教典籍得到很好的保護，《布達拉宮典籍目錄》《雪域文庫》和《德吳宗教源流》等文獻典籍得到及時搶救、整理和出版。1990年以后，藏文《中華大藏經·丹珠爾》(對勘本)、《藏漢對照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等陸續整理出版，已經印制出版《甘珠爾》大藏經1490部，還印行藏傳佛教的儀軌、傳記、論著等經典的單行本供給寺廟，滿足僧尼和信教群眾的學修需求。
西藏和平解放以來，藏文書籍的出版，遠遠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不但出版了大量的藏文書和藏文教科書，許多古代的秘本、孤本，經過專家整理，得以重新問世；藏醫藥業在國內國際的聲譽一天比一天高，如今已經成為西藏的支柱產業；傳統的藏戲，還有牧區的“果朝”、農區的“果諧”、康區的“鍋莊”和“弦子”、前后藏的“堆諧”“朗瑪”等傳統舞蹈，已經走出西藏，走向全國，走進了國際大舞臺…… 國家文化部今年公布的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551人中，西藏有22人榜上有名。
我們再來看看達賴為西藏到底做了些什么。達賴口口聲聲自詡是“藏民族代言人”。然而這些年，他不是圖謀“西藏獨立”，就是充當國際反華勢力的傀儡和工具；不是在西藏散布反動謠言，就是干撓破壞正常的社會秩序。傳媒大王默多克有這樣一個評價，“達賴是一個披著袈裟，穿著意大利古奇皮鞋，奔走于世界各地的政客”。
他的身份、他的言行，只能表明所謂“藏文化毀滅論”只不過是他分裂祖國的又一伎倆。達賴集團鼓吹所謂“西藏文化毀滅論”的目的，在于妄圖制造文化隔離，分裂祖國，圖謀“西藏獨立”。尤其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西藏的巨大發展變化、浩蕩的歷史潮流使他夢想的“西藏獨立”離他越來越遙遠的時候，達賴是真的焦慮了。表達了心中的“焦慮”后，馬上給出了自己的“藥方”：要為整個西藏民族尋求“名副其實”的民族區域“自治”。但事實上，其司馬昭之心卻昭然若揭于世人面前。達賴集團所鼓吹的中國政府“滅絕了西藏文化”，是欺騙世界輿論的謊言，其實質是分裂祖國，圖謀“西藏獨立”。
達賴的階級本性決定了他不可能成為西藏人民代言人。因為，達賴作為舊西藏“三大領主”的總代表，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深深刻上了封建農奴制特權階級的烙印——即對廣大農奴進行野蠻統治，來實現他們獲取榮華富貴的階級利益。而在舊西藏，廣大農奴階級的利益與以達賴為代表的舊農奴主階級的利益本身就是對立的。隨著西藏經濟社會的繁榮與進步，依然貪戀舊的階級特權和利益的達賴集團就會仇視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
正如外交部發言人所說，達賴是西藏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的總代表，是長期從事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活動的政治流亡者。他代表的是腐朽沒落的農奴制度，是早已被歷史淘汰的政教合一制度。（來源：西藏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