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2008年5月6日~10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日本之行，無疑是給兩國關系注入活力的開拓之旅。兩國首腦互訪機制的恢復和確立是拉動目前中日關系的最大動力，在經歷了小泉執政5年兩國關系的低迷之后，當前的中日關系正因為胡錦濤的訪日而展現出“暖春”的生機，讓人們對全球視野下的中日關系充滿期待。
中日關系與“新亞洲主義”
中日關系的復雜性決定了雙邊交往既合作、又競爭，既沖突、又充滿希望。這一關系的理論和歷史經驗都證明，要在這樣的關系中理清頭緒，并能有所作為，最重要的擁有是一種“新亞洲主義”——東亞國家共享的歷史與文化情感，以及基于這一情感萌生出來的對未來亞洲和平與繁榮共同的認知與親近。
之所以把這樣一種觀念稱為“新亞洲主義”，借用外交部副部長王毅的話來說，東亞的未來不是單純的過去200年歷史的延續，而是過去2000年歷史的延續。基于這種文化與歷史延續，中日兩國對于各自的差異，本質上應該擁有超越其他國家關系的那種尊重和理解。
過去200年，如果說日本懷有某種亞洲主義，那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扭曲的。比如，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偏執于“脫亞入歐”，狂妄地視亞洲和中國為“草芥”；二戰之后，日本沒有明確的自主國家定位，卑微地將安全托付給日美同盟。
“冷戰”結束后，日本國內各種思潮空前激蕩。上世紀90年代初，代表日本“新國家主義”覺醒的小澤一郎提出了著名的“普通國家論”，而今天擔任日本民主黨黨首的他，卻成了自民黨右翼勢力主張修憲的重要反對者。從目前日本國內的政治光譜來看，當年被視為日本右翼的小澤以及中曾根康弘，今天都已是溫和派的代表。
未來的日本如何進行國家定位，如何從二戰后軟化國家意識的和平主義轉向勢不可擋的追求國家榮譽與力量的“新現實主義”，仍然存在著很大的變數。但這一變數在二戰結束這么多年的今天，走向軍國主義復活的可能性已非常低。
即便如此，決定中日關系未來的最重要因素也不是經濟，而是彼此的安全與戰略選擇。日本的安全與防務戰略需要“新亞洲主義”。今天的日本已經離不開亞洲。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日本經濟利益的“根”已然“亞洲化”。但是，今天的日本，政治思想和價值認同的“根”并沒有“亞洲化”。
福田康夫政府在推動日本外交發展上最重要的貢獻，是通過改善與中國和亞洲鄰國的關系，讓日本經濟與價值的“根”能夠盡可能“自然相連”，但是面對中國的快速發展以及由此伴生的日本民族主義思潮的復興，其防衛與戰略選擇依然還處于轉型之中。著眼于全球市場和全球角色的日本，還是“根”在西方。日本外交今天最明顯的特點不是“新亞洲主義”，而是強調西方價值、制度與權力結構主導下的“全球主義”。
持續穩定的中日關系需要“新亞洲主義”。如果沒有“新亞洲主義”，在全球生態、環境、能源、資源等領域，中日合作不可能真正起步，中日關系也不可能真正順應世界的期待。
胡錦濤主席的政治決斷
“新亞洲主義”能否主導未來的日本政治，能否主導未來的對華關系，取決于日本領導人的政治決斷。2008年5月胡錦濤主席對日本的訪問，顯示了中國領導人對發展中日關系的政治決斷。日本政治家如何“接好球”，不僅事關兩國關系的未來，更事關亞洲政治的未來。
最近一段時間，中日關系在不斷改善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不和諧因素。日本媒體大肆炒作的“毒餃子”事件、西藏問題、中日東海油氣資源共同開發上的僵局、有關奧運火炬傳遞的風波，都對兩國關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在這種背景下，胡錦濤主席依然能夠如期訪日，這是中國領導人真誠地推動和發展中日關系并身體力行的結果，是著眼于兩國關系大局而表現出政治決斷力的結果。正如胡主席訪日前夕接受日本記者聯合采訪時所說，“我這次訪問日本的目的是，增進互信，加強友誼，深化合作，規劃未來，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系。”
正是基于這樣的決斷力，胡主席5月6日~10日對日本的訪問取得了重大成果。5月7日，胡主席和福田首相簽署了《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
作為規范和指導中日關系發展的第四項政治文件，與199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相比，此次簽署的《聯合聲明》有著幾個突出的特點：
首先，《聯合聲明》對兩國關系的定位更加清晰和準確。聲明特別強調，兩國關系是彼此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兩國互為伙伴、互不視為威脅。
其次，《聯合聲明》將兩國發展互利合作關系應該開展的具體內容闡述得更加具體、細致。聲明明確指出，雙方決定在增進政治互信、促進人文交流和國民感情、加強互利合作等五大領域構筑對話與合作框架，開展合作。
第三，《聯合聲明》對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有了更加積極的論述。199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強調正視歷史問題是中日關系的基礎，而200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則指出，“雙方決心正視歷史、面向未來，不斷開創中日戰略互惠關系新局面。”
同時，《聯合聲明》強調，“日本在戰后60多年來，堅持走作為和平國家的道路，通過和平手段為世界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中方對此表示積極評價。”與此相對應的是，對于中國快速發展給世界帶來的巨大機遇，日方表示積極評價。
這些都表明，時隔十年之后，中國國家元首對日本的訪問，使得兩國的相互認知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性高度。
雖然這份《聯合聲明》不能被理解為中日兩國已經完成了彼此關系的“再定義”，但它的基調是積極的，所展示的兩國對于彼此關系未來的基本態度是積極的。
胡錦濤主席與福田首相簽署《聯合聲明》后在聯合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中日關系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面臨進一步發展的新機遇，雙方應共同努力開創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全面發展新局面。”胡主席的這一番講話，貼切地點出了他此次訪問日本的重大收獲。
當然，這并不等于未來的中日關系可以一味樂觀。《聯合聲明》的簽署，并不能掩蓋中日之間仍然存在的各種分歧與爭議。盡管中日關系已經進入了“暖春期”，但兩國關系長期穩定和緊密發展，還需要克服未來漫長的“磨合期”。
日本的全球角色須從亞洲開始
胡錦濤主席此次的“暖春之旅”，是中日關系復蘇和升溫軌跡的延續，也是兩國致力于摸索和探討后“冷戰”時代新的政治經濟形勢下重建友好關系新基礎的不懈努力。但是這條軌跡的延伸依然充滿艱辛。
未來的中日關系，不僅需要領導人的睿智、勇氣和決斷，更需要兩國人民都能形成一種堅定的信念——兩國的合作與攜手是東亞的共同期待，是亞洲以及世界的共同期待。
中日兩國關系，不僅是區域性的、更是世界性的和全球性的。正如日本駐華大使宮本雄二所言，“日中兩國已經成為可以左右急劇變化著的亞洲地區和整個世界的安定與發展的巨大存在。當前，日中兩國在亞洲歷史上前所未有地擁有了共同為亞洲及世界的穩定與發展做出貢獻的能力和機遇。世界關注并期待著我們。對于日中兩國的將來，不必討論是合作還是對立，而是要討論如何以更加有效、盡責的形式去合作。”
中日關系又無疑是21世紀世界政治中最復雜的雙邊關系之一。從鄰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到兩國的領土爭端，從歷史問題的糾紛到國民情感的隔閡，從力量崛起招致的“安全困境”到意識形態差異帶來的價值沖突，引發大國對抗的要素，在中日關系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然而，中日關系又是21世紀最富有希望和潛力的雙邊關系。塑造21世紀國際關系新時代的各種積極趨勢，在中日關系中又都普遍存在。從兩國日益不可分離的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到2007年已經達到600萬人次的廣泛的雙邊交流；從不可阻止的區域經濟合作，到兩國經濟運行模式的互補；從生態、環境保護上兩國的和諧同存，到2000年歷史交往而形成的深厚文化沉淀；從共同的由儒家文化而產生的“東亞企業精神”，到作為世界第二和第四大經濟體對亞洲和世界繁榮與穩定應該擔負的共同責任；中日之間理應為了兩國及人類的未來攜手合作。
對于這樣一種復雜而又具有戲劇性的中日關系，審視的立場和角度絕對不能是單一化的。
福田政府處理對華關系的務實立場令人尊敬。雖然在此次胡主席訪日過程中，福田首相對兩國關系的未來表現得比較“低調”，但其一系列做法是值得稱道的。例如，明確反對參拜靖國神社，不去揭這個中日關系中最大的“瘡疤”；強調只有深刻反省歷史才能更好地避免重蹈覆轍；即便兩國關系的實質性爭議未能解決，依然強調首腦互訪；主張價值的普世主義，但又尊重東亞國家根植于歷史與傳統的價值。
最近，中日在東亞經濟區域化進程中的合作有了新的發展，中石油和新日本石油建立了合資公司開發石油的精煉項目，中日韓與東盟10國決定共同抵御金融風險，中日韓三國在應對沙塵暴上組織了共同研究。這一系列利好消息無疑顯示了中日雙方在政治關系改善的同時，經濟合作出現了深入發展的良好勢頭。
日本對于中國將做什么樣的戰略性回應？21世紀以來，人們已經看到三種方式：一是小泉模式，即日本外交繼續堅持日美主軸，罔顧國內民意實行親美主義，不惜激化中日歷史沖突；二是安倍模式，在繼續保持對美關系優先的前提下，提升日本的國家能力，通過撕裂亞洲區域政治的“價值外交”來抬升日本的“美麗國家”形象，不惜在戰略上疏遠中國；三是福田主義，繼續堅持西方價值的同時尊重亞洲基于歷史與傳統的基本價值，將日本與中國等亞洲國家關系的改善列為日本親美政策的“平行線”。
“新亞洲主義”鼓勵日本的全球角色，但同時要求日本增強對亞洲合作與繁榮的促進作用，從國民情感到利益訴求上接納在制度、發展水平及安全關注上與其有所不同的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如果日本得不到中國和亞洲國家的真正認同和接納，那么兩國關系在全球合作中的潛力與前景就難以真正實現。“全球之行，始于亞洲”，日本的“全球大國”角色必須從亞洲開始，從穩定的中日關系開始。 （朱鋒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來源：環球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