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紐約舉行的第63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中作題為《堅持改革開放 堅持和平發展》的發言。 新華社記者姚大偉攝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1979年，中國啟動改革開放后，外交上也面臨撥亂反正的問題。當時最為重要的兩點，一是鄧小平同志明確提出，世界大戰不是不可避免的；二是在國際交往中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劃線。這兩大戰略性判斷和決策，奠定了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基礎。后來，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鄧小平又先后提出，“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以及“不當頭”、“不稱霸”的謀略；指出和平與發展是我們時代的兩大主題；中國要 “埋頭實干，做好一件事，我們自己的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筆者在實際工作中，深深體會到，改革開放30年來的中國外交，正是沿著鄧小平外交路線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其中，有兩大問題我有幸直接參與具體工作。
一、把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帶向21世紀
冷戰結束后，鄧小平既敏銳地覺察到國際形勢中新的動亂因素（特別是“單一超級大國”圖謀統治世界的圖謀），更看到了新時期的機遇和希望。
1993年APEC領導人第一次非正式會議前夕，他尖銳地提出“把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帶向21世紀”的問題。在一次內部談話中他指出，本世紀是人類文明大有進步、科技和生產力大放異彩的世紀，也是戰亂頻仍、很不安寧的世紀。本世紀打了兩次世界大戰，扔了兩顆原子彈，其它沖突和局部戰爭不計其數，把這個世界搞得亂糟糟的。現在冷戰和兩極格局已經結束，國際關系發生了一些積極變化，同時也爆發了許多地區沖突和錯綜復雜的矛盾，天下還很不太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面臨新的嚴峻挑戰。把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帶到二十一世紀，這是我們這一代領導人必須認真探索和解決的重大問題。他還說，到本世紀結束還有好幾年，我們還來得及做些事情，應該有所作為。如果經過我們的努力，克服困難，排除障礙，為人類迎來真正的和平與繁榮，那么世界人民將會感到我們做了一件有意義的大好事；如果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世界還是一個亂糟糟的、沒有安全感、經濟艱難的世界，我們就向世界人民“交不了賬”。作為新舊世紀之交的領導人，歷史注定我們要承擔這樣的責任。
顯然，鄧小平當時關心的，不僅僅是中國的命運，他心中裝著整個世界，裝著世界人民的疾苦和希望，裝著人類的未來。他高度概括了二十世紀的主要經歷和問題，描述了世界人民對新世紀的基本希望，指出了世紀之交領導人義不容辭的責任。他高瞻遠矚，立足于做工作，立足于指明方向，表現了一個偉大戰略家的樂觀主義和堅定信念。
后來，在西雅圖APEC領導人第一次非正式會議上，江澤民主席發表了“把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帶到二十一世紀”的著名講話（主旨發言），為APEC的健康發展，以及營造“APEC大家庭精神”，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二、“APEC方式”旺盛的生命力
1993年，APEC 領導人在西雅圖莊嚴承諾，要努力深化APEC“大家庭精神”。但當時還來不及探討究竟什么是“大家庭精神”。經過兩年的實踐，在“上面”的直接領導下，筆者同外交部國際司總結經驗，于1996年提出要把“APEC方式”作為“大家庭精神”的“家規”。江澤民主席對此不僅充分肯定，而且從戰略高度予以推動。他先后三次親自給菲律賓總統拉莫斯寫信，強調這一“方式”的重大意義。在當年的蘇比克會議上，江澤民指出，APEC成立以來，在實踐中積累了一些經驗，初步形成獨具特色的合作方式，也就是人們所說的“APEC方式”。
江澤民把這種合作方式歸納為四大特點：一是承認多樣性（APEC成員在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經濟發展水平等很多方面差異很大）；二是強調靈活性、漸進性和開放性；三是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協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則；四是單邊行動與集體行動相結合。江澤民指出，這些原則和做法，照顧了合作伙伴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使他們不同的權益和要求得到較好的平衡。
經過反復磋商和較量，與會領導人最后一致認可。蘇比克會議《領導人宣言》明確指出，“按照APEC方式深化大家庭精神，對于APEC在本地區和全球發揮積極影響是至關重要的”。后來，在1997年溫哥華會議上，APEC領導人對此再次予以充分肯定，并且進一步指出，這是當今“國際經濟合作的全新方式”。當時，除個別發達國家對此有點“勉強接受”外，發展中國家普遍感到高興，認為這實際上是構建“APEC大家庭”不可或缺的支柱和靈魂，反映了冷戰后世界人民追求和平、發展與合作的愿望，體現了真正的平等伙伴關系，解決了“協商一致”和“自主自愿”等一系列基本原則。
十幾年來，APEC之所以長盛不衰，正是由于這一“方式”的獨特作用和它指引的方向。這實際上也是冷戰后中國努力開創外交工作新局面的一個重要起點，是中國參與解決鄧小平提出的“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努力的一部分，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如今，“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正在逐步成為時代的“主旋律”；發展中國家大面積興起正在推動我們時代的變遷，加速世界多極化的發展趨勢，促使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歷史性變化。“國際關系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也應聲而起，取得了可喜的進展。這是人類進入新世紀后的時代主流。但遺憾的是，與此同時，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也有新的表現；恐怖主義有逐步國際化趨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也屢禁不止，非傳統安全的威脅明顯上升。這是一股錯綜復雜的逆流，它們主次不同，并有因果關系，從不同方向干擾和沖擊著“和平與發展”的旋律，威脅和危害人類的安全。這正是當今世界仍然并不太平的主要原因。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胡錦濤主席提出了“構建和諧世界”的理念。它源于和基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又高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有著深刻的時代烙印和鮮明的時代氣息。這是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經過實踐和認真思考，在新形勢下向鄧小平交出的一份關于世界戰略問題的答卷。
（王嵎生 中國前駐尼日利亞、哥倫比亞大使、中國前APEC高官，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和學術交流基金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