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里的西方身影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1979年3月的一個晚上，小澤征爾指揮波士頓交響樂團在北京首都體育館的18000名觀眾面前，演奏起中國膾炙人口的名曲《二泉映月》。美國樂團，日本指揮，中國觀眾，一座中國與世界之間交流的橋梁已經架起。
改革開放的30年，是中國走向開放，走向世界的30年。30年過去，我們回望歷史，這座橋梁上，走過太多人的身影——中國的、外國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們選擇了幾個有代表性的外國面孔——老布什、小澤征爾、托夫勒、皮爾·卡丹……記錄下他們和古老而又年輕的中國接觸、碰撞、交流的過去。他們在把世界帶給中國的同時，也幫助中國走向了世界。
一個月前，我們以《改變中國的36天》為題，詳細回溯了導致中國30年波瀾壯闊的“改革”的內生源動力。本期，我們把目光對準“開放”。
今天，我們可以實時關注美國總統選舉的最新進展；3個月前，北京國家體育場——鳥巢點燃的奧運火炬被實況轉播給全世界數以十億計的觀眾。而30年前，大多數中國人民是在十年之后得知阿波羅—11號飛船登月的消息。只有親身經歷這30年的人，才能體會“開放”這種變革的艱難和偉大。
“第三次浪潮”涌進中國
托夫勒充滿預言的一本“未來學”著作，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潮相契合，成為中國人的思想啟蒙之作
★ 本刊特約撰稿/黃艾禾
“在表面上無聊騷動和吵吵嚷嚷的底下，世界的事情實際上驚人地顯示出潛在的具有希望的前景……它意味著工業化文明的末日，展示著一個新的文明正在興起。”
“計算機的智慧正在以極高的速度到處擴散著……家用計算機的銷售量將很快超過電視機。”
“電子郵政系統將取代郵局。”
“越來越多的工作可以在包括自己的起居室在內的任何地方完成。”
“21世紀的民主，將是少數派抬頭，開放而又有差異的民主。”
……
——阿爾溫·托夫勒 1980年，《第三次浪潮》
當美國未來學者托夫勒寫下這些預言的時候，美國的個人計算機數量已經達到30萬臺以上，正在迅速向全社會普及，用托夫勒的描繪：“從這個州到那個州，在私人家庭的客廳、廚房、臥室，到處都有這種計算機在嗡嗡作響。”而互聯網，在美國已現出雛形，其前身即由美國國防部支持的“阿帕網”，已經聯接上了200余臺計算機主機。
而在中國，1980年人們最常見的辦公用具是紙和筆、漿糊加剪刀。通訊靠寫信和公用電話與電報，復印機非常罕見，如同磚頭一樣笨重的盒式錄音機剛剛傳入，個人電腦對于中國民眾則聞所未聞。
這是一個正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的國家，如果用托夫勒的歸類方法，那就是正處在“第一次浪潮”與“第二次浪潮”之間的階段。
但是，這時中國的國門已經打開了。自從1978年中國開始施行改革開放，外面的世界開始從各個渠道進入到這個古老并一度封閉的國度。
國門初開，迎來“新浪潮”
1979年，當時中國思想界的代表性雜志《讀書》開始創辦，1980年3月，沈昌文擔任《讀書》主編。而《讀書》的一位副主編，就是中國著名的翻譯家馮亦代。“馮亦代極力主張開拓海外的作者”，沈昌文回憶道，“他推薦了旅美的著名華人作家董鼎山，董鼎山又介紹了英籍的華人作家韓素音。朋友介紹朋友，我們開始與外面建立廣泛的聯系。”
1981年，一次沈昌文與韓素音見面，韓說，美國出了本新書很轟動，值得推薦。她特意買了這本叫《第三次浪潮》的書，送給沈昌文。沈昌文把書交給了新到三聯書店的一位年輕編輯朱志炎。朱志炎又把書送到了他復旦大學外語系的老同學楊成緒手中。
當時，楊成緒剛從駐外使館回來，在外交部西歐司擔任德國處處長。他捧著這本書看了整整一夜，興奮不已。“我記得印象最深的是兩點，一點是說，人類的知識信息正在以幾十倍幾百倍的速度增長；第二點，人類的生產方式曾經從個體勞動到大工業生產，現在，要回到家里，個體辦公了。”楊成緒回憶說。第二天，他寫了一份報告給朱志炎，認為這本書非常有出版價值。
三聯書店很快把出版報告批了下來，這本書由朱志炎、楊成緒的夫人潘琪(當時在美國駐華使館工作)和在石油部工作的張炎三人來翻譯。翻譯工作進行了半年多，“當時我們可是沒有電腦，全是用手寫的譯稿”，潘琪笑道。書稿翻譯出來，先在《讀書》雜志上選載了一部分。讀者反響相當熱烈。1983年3月，《第三次浪潮》的中譯本以“內部發行”的名義出版，第一版就印了10萬冊。
事情過去了20多年，朱志炎已去世。潘琪只記得當初翻譯時，深為書中所說的，將來人們會在家里辦公的預言所驚訝。她當時并沒有想到，這本書會在中國引起巨大轟動，書稿完成后，她就跟楊成緒再度駐外去了。
“對中國人有思想啟蒙的意義”
《第三次浪潮》進入中國，正逢其時。1980年時，安徽省小崗村20戶農民在“包產到戶”契約上按下指印已有兩年，中國農村的改革已成燎原之勢；而中國城市中，也已出現深圳和珠海這樣的“經濟特區”。新的事物每天都在涌現，國家一旦開放，中國人對外部信息的吸收如饑似渴，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百姓，都是如此。
1985年時，《中國青年報》記者楊浪去采訪時任濟南軍區政委的遲浩田，見遲將軍的案頭就放著一部《第三次浪潮》，遲浩田一天的話題都是興致勃勃地談論這本書。這本書從“內部出版”到公開發行，三聯書店一共印了4次，發行量達505000冊。后來，又有一些其他出版社出版了《第三次浪潮》。
1985年2月，《炎黃春秋》雜志的執行主編徐慶全當時還在大學里讀歷史系。他當時寫下的這段日記，表達出青年學子們初見《第三次浪潮》的欣喜之情：
“看到托夫勒的書，他說自己是‘未來學家’，這大概是個新詞，是不是等同于我們的‘巫術’？先買下來看看再說。
幾天讀下來，大概可以認同‘未來學’這個新詞。他好像在隨意之間，完成了歷史學家完不成的一個歷史大脈絡的梳理：‘農耕時代’——‘工業時代’——‘產業時代’。這實際上也就是歷史文明進程的一個大脈絡。聯想到格里高利的‘雜交’理論，看來不是歷史學家，大概也算不上學者的托夫勒，卻能雜交出這樣一本好書，也順理成章。”
中國科技大學化學系的青年教師溫元凱敏銳地抓住了這本書蘊含的社會激情。
溫元凱屬于中國改革開放后派出的第一批留學人員。1980年，溫元凱被國家選派到法國巴黎大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研究所學習量子生物學。兩年半的留學期間，他去了美、英、德、意、荷、比、盧等9個國家十幾所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可以說是大大地見了世面。“我當時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中國需要改革，意識到中國的愚昧落后封閉。”溫元凱回憶說。
溫元凱1982年回到中國科技大學。他在進行科研工作的同時，也成為社會活動的積極參與者。科技大學所在的安徽省當時由萬里任省委書記，萬里曾請科技大學的教授們為省級干部講課，其中由溫元凱主講材料科學。當時教授們講課的內容，還包括有新技術革命、計算機、生物科學等。溫元凱講得非常生動，他講到了人類的第一顆原子彈，美國的“阿波羅”登月計劃等等，都是中國聽眾們從來沒聽說過的新鮮事。
這時候，溫元凱已經聽說，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另一本由美國人奈斯比特寫的《大趨勢》，成為中央領導指定的必讀書。“當時我意識到這兩本書是整個人類從工業化時代開始進入信息化時代的標志性著作。對中國人有思想啟蒙的意義”。
接下來，溫元凱的講演一發不可收。從1983到1984年，他在全國兩三百個城市里，在各個大學里作過四五百場報告。他講第三次浪潮和新技術革命、第四次產業革命、中國的發展趨勢和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弱點：
“英國有一個技術預測專家叫詹姆斯·馬丁，他曾經作過一個測算，19世紀我們人類的知識每50年翻一番；到本世紀初每10年翻一番；到了70年代，每5年翻一番；到了80年代，每3年翻一番。這樣的增長速度，我們如果總是老一套就無法跟上科學技術一日千里的發展……合肥市市長張大為在安徽大學作報告，有的大學生遞條子，問他怎么看待大學生畢業以后大材小用的問題。他說大學畢業根本不能算大材，只能算一般的材。畢業8年以后他百分之百的知識都需要更換。”
可以想象，這樣富有煽動力的話語，在一個曾經封閉停滯了那么久的社會中，會產生怎樣轟動的效果。溫元凱回憶當時的盛況：“禮堂里擠得水泄不通。在走廊里、講臺上，有的學生甚至趴在窗臺上，一趴就是三個小時。”溫元凱被人們稱為“中國的托夫勒”。
1984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把溫元凱報告中的內容編輯成了一本書，叫《中國的大趨勢》，第一版就印了30萬冊。
這本書后來被深圳評為1984年全國暢銷書第二名。“排第一的是一本中央文件，就是《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在后來的年月里，我大概見過幾百個人，這些人現在都是老總、相當級別的政府官員，他們都說，這本《中國的大趨勢》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溫元凱說。
而在徐慶全的記憶中，《第三次浪潮》和《中國的大趨勢》是當時對他影響最大的兩本書。
譯本的刪節之爭
對于《第三次浪潮》的反響，除了青年學生，也來自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雖然這本書得到中共中央高層的提倡支持，但它畢竟與人們已經習慣接受的政治宣傳讀物非常不同，會讓許多人讀起來不習慣，甚至不舒服。
1986年12月，一次關于《第三次浪潮》的學術討論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與會代表有社會學家、教育學家、媒體老總以及在中國的外國專家愛潑斯坦、馬海德等。發言的內容，除了肯定這本書“開拓視野、活躍思想”的“積極面”，也談到它“用浪潮史觀代替唯物史觀”的“消極面”。
這次研討會的內容，后來收進了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放主編的《評〈第三次浪潮〉》一書中。
今天看對《第三次浪潮》的這些批評，許多還是當時那個年代的詞語。但很耐人尋味的，是其中對該書中譯本的批評，也就是說，高放與他的學生們一一指出了中譯本錯譯漏譯之處，特別是漏譯。
高放指出，除了每一章中對個別段落詞句做刪節外，原書第二十四章內容被全部刪去，而且不加聲明地把書的第二十五章變為第二十四章。這樣，原書共二十八章，中譯本卻只有二十七章。而正是在第二十四章中，托夫勒提出了他的“實托邦”的構思，這是非常重要的內容。
事過多年之后，回憶這段往事，高放對記者說，托夫勒的“實托邦”是針對“烏托邦”概念而來的。托夫勒認為，第三次浪潮后，世界就沒有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區別了，都趨同一個新的社會，可以把許多前人不能實現的烏托邦理想實現，所以它叫做“實托邦”。可惜這本書的譯本，沒有把最關鍵的東西譯出來。“當時這本書的不足，我今天依然認為是不足。”高放說。
于是，高放給新聞出版總署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我從學者的角度，覺得不應該這樣刪節。作為譯者和出版者，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觀點，可以在前言后記當中注明一下。但是這樣做，也不說不同意人家，而是把它刪節了，也不告訴讀者，這個辦法不好。別人會以為全文都是這樣的觀點，以為托夫勒是當代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會給讀者一個誤導。
“當時新聞出版署的負責人是王益。我不知道的是，王益后來把我這封信作為文件轉發給各出版社的主要負責人，說高放教授的這個意見是對的。直到前不久，三聯書店的沈昌文才告訴我這件事。沈昌文對我說，我們還該感謝你呢。以后我們就有了依據，不要隨便刪節別人的東西。”高放說。
在高放指出這些漏譯以后，《評〈第三次浪潮〉》1988年出第二版時，把這些漏譯之處都一一補出，附在書后。
2006年，中信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第三次浪潮》的中譯本，譯者黃明堅，這個版本是28章全部譯出。
“當時的預言，今天大部分都實現了”
二十多年過去，今天的中國已經跨入信息時代。走在中國的街頭，電腦無處不在，中國的網民數量已達2億多人，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今天都市中的人們已經很難想象沒有電腦的生活。
然而，徐慶全認為，《第三次浪潮》這本書在今天看也一點沒有過時。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復雜的社會，我們可以看到，她實際上是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并存。“《第三次浪潮》帶給中國人的，并不只是一個關于新技術要到來的預言，而且是整個看歷史看世界的新視角”。
托夫勒在寫過《第三次浪潮》后，曾數次來過中國。但無論是《第三次浪潮》的譯者潘琪，還是“中國的托夫勒”溫元凱，他們都未曾見過他，他們與托夫勒之間沒有建立過任何個人關系。
潘琪已經從外交部的工作崗位上退休，但她仍然常常回到辦公室，參與翻譯工作。《第三次浪潮》只是她翻譯過的書之一，但她說，《第三次浪潮》是一本“劃時代的書”。而溫元凱，幾經沉浮，現在的身份是北京南洋林德企業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主要業務是給企業做管理咨詢。
今天再來看《第三次浪潮》，他說：“當時書中的預言，今天大部分都實現了，有的還有過之呢。托夫勒和奈斯比特都是非常優秀的未來學家，他們領世界思想浪潮風氣之先。而我，只是把他們的學說本土化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