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屆六中全會召開后，《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給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機遇。本報記者帶著文化強國背景下存在的種種現實問題專訪了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院長于丹教授，她對“文化強國”有著與眾不同的理解。

“文而不化”社會出現道德失范

記者：身為“文化學者”，您對“文化強國”有哪些理解？對于“文化強國”藍圖的最終實現有哪些期望？

于丹：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提出了提高文化自覺程度的話題。《周易》有最早關于文化的記載：“觀乎人文已化成天下”。文化自覺就是將“文”挪到了“化”，將我們五千年的文明遺產化入我們的道德規范。如果“文而不化”就會出現道德失范的問題。如幾乎與文化強國戰略同步進入人們視線的“小悅悅事件”，觸動了每個中國人心中的道德底線，更加說明了文化是用來化人、化社會的，是要用道德能量喚醒社會良知的。

我們的民族崇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為老人和孩子無論是在人類社會還是在動物界，都是弱勢群體，是應當受到呵護的。但在“小悅悅事件”和“彭宇案”中，死傷的是孩子，去訛詐的是老人，這比職場中成年人之間的你爭我斗更加驚心動魄。在這兩個事件中，人們在幫助別人但擔心被訛詐的同時，忽略了自己也有可能成為下一個被撞的人的可能性。人是脆弱的，人們幫助別人，不是因為崇高而是因為脆弱，所以人人都需要幫助。

在2011年，我們在“3?15”對食品安全的曝光中迎來了春天，在紅十字會“郭美美事件”和溫州動車事故中度過了夏天，在“小悅悅事件”的巨大反思中感受著寒秋。在這個時候，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了文化強國，我們期待，這能讓我們度過一個不再寒冷的冬季。因為，文化強國，強在公民道德。

記者：對于一個要用文化來做武裝的國家來說，人們的文化普及必不可少。您在《百家講壇》上深入淺出的表述方式將中國傳統文化普及到了千家萬戶。請您談談在將文化產業打造成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同時，如何避免過分追求精英文化，或將焦點對準在文化方面的高消費群體？

于丹：我注意到，此次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定》中有關于公益性文化機構的保障，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亮點。因為，當今社會上的差異不僅僅體現在物質上，更體現在文化產品的貴族壟斷上，這是非常可怕的。因為文化應該是零門檻的，但我們現在的文化消費越來越高，越來越貴族化。

就比如喝茶，古人對茶的排列是在“柴米油鹽醬醋茶”里面的，是在日常生活的序列里的，是我們從人間四季流轉的生活中提煉出的文化。燥熱的春夏我們喝綠茶，因為綠茶是不發酵茶，是早春自然蒸騰出的芬芳，清逸入心入肺，能祛除體內的燥氣；秋天大地陽氣始收，秋涼冬寒漸漸逼來，我們喝半發酵的烏龍茶，它既有綠茶的清洌，又有紅茶的醇厚，能在季節變遷之際調節人的身體；蕭瑟的寒冬，我們喝全發酵的紅茶或是普洱，那種溫潤能在寒氣中沁暖我們的肺腑。所以，茶文化就是草根階層家家戶戶離不開的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前門的大碗茶一樣，是一種日常相隨的生活方式。

還有我們的國粹京劇。京劇是怎么產生的？是徽班的二黃、漢調的西皮加上昆曲的文學母本，再參照秦腔和梆子的曲式融合而成的。街頭挑擔的、拉車的百姓都會哼幾句京劇，這就是中國國粹的力量。

我們需要這樣一種生機蓬勃的、健康的、良性的、讓每一個公民都有尊嚴的文化方式。它能保證我們大眾在文化中不僅是消費者，也是創造者。文化不應該是貴族的象牙塔里的一種玩賞，它應該是無所不在、生生不息的一種生活方式。所以說為什么我們現在的社會會出現一種心理不平衡，它不僅僅體現在衣食溫飽上，更體現在一種精神權利上的差異。所以此次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定》提出了對文化公益性在措施上的保障、政策傾斜和在規范上的推進，這其實是以制度的方式，以一種清晰的政策來提升我們社會的文化公益性。我想，這在這個時代是非常有必要的。

文化傳播交流重在尊重差異

記者：您是媒體資深策劃人，您認為媒體走向市場后，將迎接哪些機遇和挑戰？“市場”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將會產生哪些影響？身處其中的文化工作者們將會面臨哪些抉擇和考驗？

于丹：其實媒體走向市場后，會遇到很多矛盾的點。一方面，我們的媒體有宣教和引導的功能，另一方面市場有它的商業指標，有發行量和收視率的指標，它很有可能和宣教功能是沖突的。怎樣在一個指標多元化的環境下達到一個平衡的最高值是我們的媒體需要考慮的，我們要做的不是指標的偏廢，既不能完全依賴行政手段來控制，也不能完全依賴市場，失去價值導向。所以怎么在平衡中傳導出最大價值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而且媒介工作者自身面臨的挑戰也很高，因為我們現在是在一個國際化的傳播平臺上。此次十七屆六中全會也特意提到了文化的對外交流和國際傳播的問題。因為中國的文化不僅僅應該是我們自己的消費，還應該作為一種觀念和態度，在國際范圍內作為一種建設和交流。在近三年內，我們在國際上的經濟話語權、外交話語權、政治話語權都是在上升的，而文化話語權則剛剛站在起點上，還有大量的空間是可以往上提升的。

在最近這幾年里，我去了十幾個不同的國家講學和溝通，我自己有兩個特別大的感受。一是西方世界對于中國的文化抱有強烈的好奇，二是抱有深刻的成見，他們往往是先入為主的，帶著一種挑剔的質疑在審視中國文化。在這種審視下，我覺得中國文化應該有一種自信和從容。因為我們已經傳承了這么多年了，我們沒有必要去聲嘶力竭地辯解，而是應該承認差異，并在差異中溝通。這些年我去了各大洲的不同國家，我發現只要你很誠懇，這種溝通都是可以完成的。所以我的《論語心得》其實只是一本討論中國哲學的書，但是已經發行到了將近50個國家，外文版的銷量也已超過40萬冊。我自己就是一個個案，因為只有站在不同文化的角度，站在最普世的當代價值上，用最為簡易的方式去闡述我們的經典，我相信是會被大眾所接受的，也能很好地去完成對外交流。所以這次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文化強國后，我們能做的更多了，而且還得在最廣泛的交流平臺上，以尊重差異作為一個前提，把原來單純的宣傳意識轉換為一種科學的傳播策略，這樣才能達到更好的效果。

文化產業應是一種原創產業

記者：您曾說過“沒有道德約束的勇敢是世界上最大的災害”，那么您認為中國文化產業在高速發展中，應當用什么手段約束最恰當？如何將“文化強國”變為一種信仰，掃除媒體走向市場后人們的困惑，讓全國的文化工作者凝聚在一起，實現這一美好的藍圖？

于丹：文化產業是最近十年來的主題詞，我們提文化產業也不是一朝一夕了，但是文化產業的內涵究竟是什么，外延到底怎樣約束和規范，這一直都是屬于探索中的問題。現在我們面臨的狀況是文化產業的機構眾多，但是文化產業的力量和影響并不夠強大。任何一個行業都是從數量上的繁榮到品質的提升，十七屆六中全會是第一次對文化產業從界定到規范再到引導都進行了系統而清晰的描述，這也許標志著文化產業到了一個質變的契機。所以現在的文化產業應該是更成熟了，更依賴制度了。

可以說文化產業在最初出現的幾年里，有極大的隨意性，并且往往是作為衍生產業，而不是原創產業的。比如說一些房地產公司兼營文化產業，一些商貿企業也把文化產業作為副產品，這在前幾年是很普遍的現象。現在的文化產業越來越規范，而且成為了一種原創產業了，這種產業不再是零散的，而是形成一種集約化的力量，一種優質資源的評價和一種持續發展的鏈條，在這個過程中，我想會有很多的制度出臺的。因此此次十七屆六中全會認真地提到了“文化立法”的問題。過去，我們的文化往往是作為一種社會風氣的鼓勵，并沒有清晰的立法，但這次我關注到了對于版權保護的闡述。

以我自己舉例，我的《論語心得》正版銷售是將近600萬冊，但是盜版已經超過了1000萬冊。面對這樣大的盜版規模，各個機構都表示關注，但是真正保護版權的效果并不明顯。所以無論是對于文化產業的發展還是我個人的個案，都會對制度的保障和約束抱有極大的期待。我們更期待的是今后能出臺一系列微觀的、有細節的立法和司法的條文，能覆蓋到音像、出版、媒介產品以及文化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各個領域，這樣我們就能以法律和制度作為保底，以公民的道德感和人心自覺作為提升，最終達到文化大繁榮這樣一個境界。

●文化應該是零門檻的。

●我們在國際上的經濟話語權、外交話語權、政治話語權都是在上升的，而文化話語權則剛剛站在起點上。

●中國文化應該有一種自信和從容，沒有必要去聲嘶力竭地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