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在當今國際政壇，政界人物在社會活動和交往時，經常有意表現其幽默品性，開開玩笑，在談笑中傳遞信息，烘托或改善氣氛，應對尷尬和緊張，顯示機智和風度。在當今社會中，傳媒無處不在，政治人物往往必須直面公眾。如果一位政治人物缺少幽默感，老是一腦門子官司，就會失去“人氣”。在一些國家，政治人物是否具有幽默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其品位和政治活力的象征，成為決定民意指數的一個人格因素。

在某種意義上，幽默是人類文明與社會開放的產物。當人際關系(或國際關系)需要更多的溝通和合作時，幽默就成為實現這一目的的技巧和藝術。當人際(或國際)間的矛盾和利益沖突可以通過共同游戲規則下的政治博弈來協商解決時，幽默往往可以起到一種潤滑作用。對個人而言，幽默往往是自信心、才智和獨立人格的一種體現，它有一種自娛而娛人的性質，有利于創造良好的人際氛圍，從而也成為一種影響力。一般來說，政治家是影響力較大并追求更大影響力的人物，因此，在和平的國際交往過程中，會不會開機智得體的“國際玩笑”，便成為政治人物的能力指標之一。

維護國家利益是政治家的最高準則。在國家交往中，政治家有時通過幽默方式達到這一目的。例如，在中美兩國邦交正常化的過程中，鄧小平參加了美國國務卿布熱津斯基的家宴。交談中，布熱津斯基說：“卡特總統由于決定和中國關系正常化，在國內碰上了一些政治上的困難。你在政治上也碰到了許多困難吧？”鄧小平笑答：“是的，我也碰到了困難。在臺灣省，有一些人就表示反對。”小平同志的回答，既巧妙閃過對方試圖了解中國“內情”的意圖，又在無形中強化了“一個中國”的政治原則和現實。這一切情切景的機智回答，讓全場人大笑，又占據了對話中的政治先機。

政治家開“國際玩笑”，有若干幽默的表現形式：

其一是化解式幽默。例如，赫魯曉夫訪問南斯拉夫，鐵托率一群高級官員歡迎。一名官員突然對赫魯曉夫說：“俄國和斯大林對我們干了許多壞事，所以我們今天很難相信俄國人。”赫魯曉夫走到他身邊，拍著他的肩膀對鐵托說：“鐵托同志，如果你想讓談判失敗，就任命這個人擔任談判代表團團長。”在笑聲中，緊張氣氛頓時化解。

其二是自嘲式幽默。1961年，毛澤東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毛澤東見面就說：“你知道你在同一個‘侵略者’談話嗎？在聯合國，我被扣上了這樣的稱號。你是否在乎同一個‘侵略者’談話？”毛澤東的自嘲式幽默，既表現出一種強大的自信，又以機智詼諧拉近了與對話者的距離。林肯也是個善于自嘲的幽默政治家。有人攻擊他是“兩面派”，林肯說：“要是我有另一付面孔的話，您認為我會戴這么難看的面孔嗎？”

其三是反嘲式幽默。有一個傳說中的政治幽默。赫魯曉夫與周恩來談判，赫魯曉夫說：“我們是不同的，我出身于工人，你出身于舊官吏。”周恩來回答：“但我們有一個共同點，我們都背版了自己的家庭。”這一幽默還有一個版本，即蘇聯外長維辛斯基與西歐工黨代表對話時說過相同的話。

對政治家的幽默還會有許許多多的例證和歸類，不一一列舉了。

在人類歷史上，凡是大文學家、大藝術家、大政治家、大科學家等都是大思想家，而思想家大多具有幽默的品格。因為幽默品格中有一種對世事的透達和超脫，而這正是思想家的強項。一般說來，智者不一定幽默，但幽默者必有機智。一個不幽默的將軍可能是優秀的軍人，但一個不幽默的政治家很難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因為政治家必須有一種社會活躍性。

幽默與諷刺相比，似乎具有更多的善意和愛心，它不采取道德裁判者姿態而“大義凜然”，而是把人性惡的種種體現視為一種有待提升、改善、克制的本能。

在某種意義上，幽默是一種游戲藝術。現代文明給這一游戲藝術更為巨大的表現場地，社會也產生了對這一游戲藝術的巨大需求。政治家不可能自外于這種需求。大眾在網絡天地中也自發地去適應這種需求。當前的“惡搞”之風頗盛，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一種走火入魔式的幽默。

政治家的幽默有其美學標準，不可虛妄、不可惡俗、不可下流，否則有損形象和威望。不同國家的政治家在會談中為了各自的國家利益，常有針鋒相對之舉，但有理不在聲高，不可聲嘶力竭，不可有辱罵之嫌。例如，一次布什與普京見面，布什大力向俄羅斯推銷“美式民主”。普京答曰：“我們不想要伊拉克式的民主。”這一回答聲調平和卻語帶譏諷，符合時事又恰中布什痛處。一個反面的例子是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此公在某個場合竟說中國有煮小孩之事，毫無根據，又極為惡俗。在另一場合，他為老不尊，和女主持人調侃，被媒體抨擊為“性騷擾”，且引起家庭“后院失火”。這便是畫虎不成反類犬，自取其辱的惡俗“幽默”。（黃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