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秦皇漢武是中國千年封建帝制的兩座巔峰。“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創建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封建統一大帝國，在歷史上具有“秦者古今之界”,“后世皆事秦”的地位。而漢武帝既非開國皇帝，也不是統一功臣，他有何豐功偉績，能與始皇比肩？

實際上，漢武帝最有可能成為一個平庸的皇帝，因為坐享祖父與父親留下的太平江山。可他在位54年間，卻將漢王朝由繁榮推向鼎盛，其中的奧妙何在？這引來無數學者醉心其間，孫家洲就是他們中的一個。在“全球通名家講談”上，孫家洲帶我們認識了一個不一樣的漢武帝。

太平之世的改革者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位，繼承了祖父與父親留下來的江山，也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所獲得的全部歷史遺產。但這些遺產中，既有正面的成果，也有負面的問題。”孫家洲一語道出了漢武帝登基時的處境。

其實，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一脈相承的智慧。雖然漢武帝貴為一國之君，可是他的處境以及他尋找突破的方式，如史鏡高懸，讓“全球通名家講談”上的各路精英都能汲取智慧，古為今用。

經過文帝、景帝兩代40年左右的綜合治理，當時社會經濟的繁榮程度已經相當可觀。此外，通過廢除秦朝酷刑，施行輕徭薄賦的政策，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片太平安定、人心所向的局面。

窮則思變，但在“政通人和”的情況下，大多數平庸的執政者都會選擇“守業”，否則一不小心就毀了現有成績而留下幾世罵名。可是，漢武帝的目光卻穿透了當世的繁華，看到了“遺產副作用”。

按照孫家洲的理解，“文景之治”的“遺產副作用”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首先，國家對內的控制能力較弱，地方豪強橫行，達官貴人奢侈無度；其次，整個國家在對外發展方面也呈現弱勢，尤其是經常受到匈奴的凌辱。于是漢武帝拍案而起，“朕不變更制度，后世無法！”若自己能為后世的子孫奠定一個‘法’的基礎，為后世繼太平，那么即便肩上的擔子再重，又有何關系？正是對自己歷史責任感的明晰認識，讓漢武帝成為了學者口中的“二十四世之皇帝”。

講臺下，一位觀眾忍不住感慨：“漢武帝能夠居安思危，這種歷史責任感需要付出莫大的勇氣啊！”孫家洲更是乘勢深入，“確實，漢武帝是有勇有謀的人。”

在“文景之治”得到百姓無限好感的時候，貿然推行改革，將面臨的阻力可想而知。漢武帝非常聰明地將自己的改革意圖借儒學大師董仲舒之口提了出來。這樣，這場全面的制度改革與制度建設就鉆進了“呼應思想家、政論家的要求”的保護傘。

用制度治國的皇帝

中國的歷代王朝素以“人治”聞名，皇上不可違，王命就是制度。而漢武帝卻推行了制度改革，這再一次顯示出了他的雄才大略。

漢武帝改革中銳意進取的精神，以及對于制度的靈活把控，時至今日，都給人們以深刻啟示：一部推恩令，將地方政權的力量化解于無形；一部阿黨法，將社會的監督機制激發到極限；鹽鐵官營的決策將財政權力歸集到中央，在聚斂財富的同時又有助于行業規模的擴大與權威；獨尊儒術的背后，用循循善誘的辦法，讓人們心甘情愿地捧起了圣賢的典籍……

講臺上的孫家洲將漢武帝打造強勢帝國的“制度法寶”一一擷來，聽得場下那些叱咤職場的精英人士頻頻頷首。

“官員的整體素質能否得到有效的監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吏治的好壞。漢武帝把全國分為13個地區，每一個區設一個刺史。他們的官職很低，每月僅600石的俸祿，卻被賦予了明確的監察權力，負責監察月俸為2000石的地方高級官員，考察他們是否有不當行為，然后將考察結果帶回中央。中央再據此對官員實施不同的處置，表現好的給予表彰和提升，表現壞的就會被貶職，甚至罷官治罪。”

孫家洲對這段歷史了如指掌，即便沒有準備任何的講稿，他口中的故事也顯得格外生動：“刺史的特殊身份使得地方官員對他們敬若神明。不過，深思熟慮的漢武帝也想到了這個制度的另一個方面，為了防止刺史干擾地方官員的正常公務，他還專門規定，若刺史越權問事，地方郡守有權向中央提出上訴。這中間，就是一個互相牽制的關系，也使全國都處于中央的有效行政監察范圍之內。同時，為了對都城內部的達官貴人形成有效的監管，漢武帝又專門設立了官銜‘私立校尉’，上至皇后太子，下至三宮九卿，全在他的監察范圍之內。一定權力之內，為了方便履行公務，私立校尉甚至擁有先斬后奏之權。”

一例舉完，孫家洲話鋒一轉，“制度終歸是制度，是寫在紙上的條條框框，碰到不同的情況，是該死守原則還是不妨網開一面，維護大局？”

“武帝時期，有一個罪名，叫‘矯詔’，就是假傳皇帝旨意者，處死。一次，受朝廷指派去地方巡查災情的使臣嵇案，發現因為洪災成千上萬的居民衣食無著，他決定假傳圣旨，授意當地官員打開糧倉濟民。隨即，嵇案向漢武帝匯報，請服矯詔之罪。可漢武帝看過奏折之后，卻放在一邊不予處理，因為這是做了一件于國于民有益的事。很顯然，如果有利于國家的根本利益，漢武帝也會在執法的時候靈活變通。”

自我批評得英名

“秦漢以來，‘秦皇’與‘漢武’便一直被人們并稱，但后世子孫給予他們的評價卻完全不同：前者是暴虐的代名詞，后者，卻堪稱一代賢君，這究竟是為什么？”一位觀眾提出了疑惑，孫家洲的精神也隨之振奮起來：“我想，揭開謎底的鑰匙在于四個字：自我批評。”

“漢武帝晚年時，曾有人提出應該在現在的新疆輪臺縣搞屯田，以保持在西域的進取態勢。結果，武帝非常明智地駁回了這個提議，并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的罪己詔——‘輪臺之詔’，公開宣布：‘我以前搞大規模戰爭的做法是錯誤的，現階段必須更改政策，讓民間休養生息。’晚年的漢武帝意識到自己多年征戰帶來的嚴重后果，決定在有生之年‘撥亂反正’。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事情！”孫家洲語氣激昂。“秦始皇統一六國后，仍舊延用列國紛爭時期的治國方略，這是一個重大失誤。漢武帝不同，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什么形勢下該做什么事。”

漢武帝用制度使政權的運作、民眾的生活更有章法；他與匈奴爭奪對西域的控制權，也在客觀上促成了絲綢之路的開通。到了晚年，眼看著民眾卻被多年戰亂折磨得“死去活來”，他決定“推翻自己”。

漢武帝晚年的這個決定，為他贏得了后世子孫的“寬恕”，人們不再將目光局限于他曾經犯下的錯。畢竟，他所想的，是國家的長遠利益。對后世，這是一個難得的史鑒。（來源：《環球人物》 編輯：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