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月4日報道：張秀國很清楚：發牢騷是沒用的。同樣，辦公室里的片刻休息也不會帶來多少積極影響。可他就是扭不過這個彎來——這位福建省福清市的鰻農坐在沙發上，雙手在空中猛扇，聲音大得像是敲鑼，眼睛直愣愣地瞪著那扇緊閉的門——門外有七十口室內魚池。
這些魚池是張家五兄弟的全部，也是秀生養鰻場的核心。上百萬尾鰻魚生長在這18畝魚池里，養它們的是十口從地下百米左右取水的井。鰻魚每天吃兩頓飯，也洗兩回澡（或者按老張的話講，鰻場每天都要排兩回污）。至于那些殘存的鰻糞和廢水，則會通過管道，被引入鄰近的排污溝里進行光合降解，直到入海。
跟不少同行一樣，秀生養鰻場是地方烤鰻場的原料供應基地。在與烤鰻場簽訂協議后，日本就會成為這些鰻魚的最終目的地。然而，2007年7月間，國際媒體對“紙包子事件”的惡意炒作事件改變了福清市水產出口的命運。出口訂單突然之間成為了多數烤鰻場的奢望，而鰻農們則很快發現，他們的產品無處可賣。
在風險面前，單干已久的張家五兄弟決定合養。但是幾個月后，鰻魚市場依舊每況愈下。張秀曾想過就此收手，但已經從事這個行業十幾年的他已經不能說放手就放手了—— “我們五個兄弟，一家借五家，你算算這要借多少錢？”他表示，如果時間能倒回自己剛開始養鰻的1993年，他“就肯定不養了”。
《紐約時報》：“中國在毒水中養魚”
“我們現在是進退兩難，那些外國記者太沒道德了。像我們這樣合在一起搞，一發財，整個家族都發達；一虧損，所有親戚全完蛋。我們怎么可能拿自己鰻魚的質量開玩笑呢？”
對于老張的困惑，這個縣級市的120萬居民，尤其是官員、產業協會代表和鰻農，無不感同身受。
福清早在明代就獲得了“僑鄉”的美譽。1987年，農民楊宗龍赴日考察后在此建立全國首家養鰻場，揭開了當地鰻魚養殖加工業大發展的序幕。在楊氏成功經驗的鼓舞下，成千上萬的農民開始養鰻。時至今日，福清的鰻產量已穩占全國產量的三成以上。
然而，發展并不是沒有代價的。“在2003年前，我們用藥很頻繁，”50歲的漁溪鎮書田村曙光養鰻場的大股東劉后俊告訴記者。
“但我們養鰻的那套都是從日本學來的，”他解釋道。在1996年跟弟弟劉后斌一起創立曙光之前，兩人共同的留日經歷為其創業奠定了基礎。
2003年以來，日趨嚴格的國家政策使非法用藥無路可尋。2006年成立的福清鰻魚協會更是擔起了統一購買和配送漁藥的責任。
去年12月15日，《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2400余字、中譯文本與錄音齊備的長文。文章借其所謂在福清實地采訪而得的證據，指責中國“在毒水中養魚”。
該文聲稱：“為確保魚的成活，水產養殖者用混入非法獸藥的飼料喂魚，使含有毒性、致癌性藥殘的水產品進入市場，威脅著消費者的健康安全。”
福清：“這里的水完全沒有問題”
對于《紐約時報》的說法，福清的水產養殖戶和官員們都表示了強烈反對，稱其無任何事實根據可言。
“養鰻過程中，主要的污染物是自然形成的氮、磷和鰻糞，”福清環保局副局長謝何杰說。“養鰻場越多，對水質的環境壓力也自然就越大……但這些污染物都是能夠自然降解的……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漁場再多，恐怕也不能說水就會變得‘有毒’。”
“更何況，水中的氮、磷含量對養鰻不產生任何影響，”海洋與漁業局副局長陳任平說，“而說到用藥，現在誰還用禁藥，誰就肯定虧本。普通養殖戶根本不敢，也沒地方買非法獸藥。”
福清的養鰻場多集中于其西部的漁溪和上逕兩鎮。在此，養鰻的水源來自于山泉水、地下水和幾個分散的小型水庫。
“不管是在這兩個鎮里，還是在任何別的地方，鰻魚對水質的要求都是很高的，”工作在監測一線的市農業局執法大隊隊長莊政說，“再說了，毒水里怎么可能養得活魚呢？”
而在張秀國看來，他家場里95%的鰻種都是歐洲鰻的事實足以說明其水質的安全可靠。“跟日本鰻比，歐洲鰻得要更好的水才能養得活。”
劉后斌對此也表示了強烈的贊同，他說，“我們的水都能養得活歐洲鰻，你說這水質還能差得了？”
“養鰻可不簡單啊，”劉后俊說，“誰說它門檻低的？非但不低，養鰻的水質是最高的，因為它技術含量高。鰻苗剛引進來的時候，跟火柴棍一樣細。你知道我們費了多少心思？養鰻魚的水必須是恒溫28攝氏度，上下不能超過0.5度。多少回多少次，我們兩兄弟晝夜輪流查水溫。”
對水產養殖戶們而言，水質從來不成問題——劉氏兄弟“都是吃這個水長大的”。劉后俊向來用自家井水泡茶，因為“自來水泡茶不好喝”；而張家人所在的柳瘄村更是曾經的海灘。張秀國說，這里清澈而稍咸的地下水“是老祖宗留下的寶”，“養出來的鰻魚更好吃”。
在他們的養鰻場以北不遠，步履嶺橫貫東西，將福清大多數的水產養殖戶與當地的主要水源——龍河流域分割開來。《紐約時報》的文章說，龍河流域的水“已為造紙廠和屠宰場傾瀉的垃圾所影響”。在這條河的上游是福清最大的水庫——東張水庫，有超過一萬人居住在水庫邊的東張鎮上。而《紐約時報》的文章聲稱該水庫的水“甚至不適與人體接觸”。
“福清歷來缺乏水資源。即便是今天，我市的人均水資源量也還不到我國中部和東部地區的一半，”謝何杰說，“所以，我們才在1958年建起了東張水庫，為解決福清水資源貧乏現象做出了貢獻。而現在，環保總局的檢測結果顯示，我們這座已經有50年歷史的老庫也只是輕度富營養化，比全國湖泊平均的中度富營養化水平都要好。”
東張水庫管理局局長陳天賜強調說，水庫在1999年開展的一次規模空前的排污行動已經徹底解決了其水質曾經存在的些許問題。
“我們的水質在三四類水之間，”他說，“但是必須指出的是，環保總局從2005年起公布實施了新的、類似‘一票否決’式的水質監測標準。根據該標準，湖泊和水庫的水質是由其最差的一個指標決定的。我們的大多數指標都是一類，但少數幾項指標，比如氮、磷含量，是在三四類間。”
“2007年3月5日是枯水期，水本來就少，死亡的藻類也比較多。那天所做的檢測，的確查出我們的氮含量比四類水要差一點。但我們的水，不論作為飲用水還是養殖水，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重視環保是一種自覺的行動，”2006年在湖南退休后被返聘為東張水庫總工程師的江惠龍說，“我們自己老婆孩子都喝這的水，我們能不重視嗎？”
為保護水質不惜血本
為了保護水質，東張鎮的居民付出了驚人的犧牲。為水庫建設創造空間的大規模搬遷行動在此地開始時，鎮上三星村村民周元桂才三歲，而今年他已經54歲了。75%的東張居民遷居外地。周家先是搬到福州，但不久就搬回三星，因為在市里找不到穩定的收入來源。
“我們在河的上游，不能發展工業。所以我只能養豬。但2004年起，市里連續下發了一系列通知，要分批拆除所有的養豬場——這樣能更好地保護水嘛。但現在連豬都養不了了。大家的豬場都拆了，我的到2006年11月也拆了，還拿了4萬6千8百塊補償款。”
福清在2006-07年間共拆除了472家養豬場，周元桂的豬舍只是其中一家。政府為此投入了6千6百萬元。
“村民們開始不理解，”謝何杰說，“但現在他們也逐漸認識到了水質保護的重要性。”
盡管如此，在豬場被拆后，許多村民還是只剩下了種田這一條老路。這是對地方經濟的巨大打擊。但官員們認識到，在水質保護這個艱巨的長期目標面前，暫時的經濟停滯算不了什么。在拆除污染源的同時，當地政府也加強了環保工程建設，例如興建污水處理廠等。
2006年12月，王金松成為三星村倒數第二個豬場被拆的農民。不久，他和兒子就去別處做生意了。從他豬場原址開車只需一刻鐘，就可以到達最近的一項環保工程的施工地點——福清的第二家污水處理廠。在龍河邊上，工人們正忙著接起長長的排污管。處理廠將在年內建成，屆時在東張水庫下游的福清最后兩家廢紙漿造紙廠均將關閉。
福清水產養殖業前景堪憂
“據說我們是美國2007年拒收中國進口水產品記錄之首，截至11月，43項產品全部含有非法藥殘，”福清國檢局副局長陳輝說，“這些人是不是把拒收和自動扣留搞混了？”
“我們的記錄顯示，市里到目前為止，2007年共出口81批900噸鰻魚到美國，另有5000噸出口日本，無一拒收；266批4000多噸對蝦出口美國，只有一批拒收。鰻魚是美國海關自動扣留我們的五類水產品之一。自動扣留和拒收是一個意思嗎？”
剛剛過去的2007年，是迄今為止福清鰻農們最難捱的一段時光。“只有很少的養鰻戶能拿到銀行貸款，因為日本鰻魚市場的價格波動大，風險大，壞賬多，農民又沒什么像樣的抵押物，”福清鰻魚協會主任劉明龍說。
“再這樣下去，整個行業就垮掉了，”協會副秘書長林春銀說。
如果行業垮掉，一切將會怎樣？劉后俊已經買不起他心儀的小汽車了；或許很快，張秀國18歲的寶貝兒子就無力再接受高等教育，只能繼續從事他父親已經開始后悔進入的養鰻業了。而像他們一樣在鰻魚養殖和加工戰線上奮斗著的一萬多名福清農民，又當如何呢？
二月份就該投苗了，但劉后俊說：“價格不好，沒人投，因為沒錢。”沒錢，沒出口，也沒有成熟的國內市場——鰻農們能做些什么呢？就像張秀國調侃的那樣：“我們干嘛還堅持養？為全球消費者做貢獻唄。”（《中國日報》記者胡亦南 編輯 董猛 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