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中印大同”，不能不提一個詞和兩個人。2005年，印度商工國務部長拉梅什在其專著《理解Chindia：關于中國與印度的思考》中，首先創造出“Chindia”這個獨特的英文新詞，把“China（中國）”和“India（印度）”合并為一個符號。2006年，旅美印度籍華人學者譚中，把“Chindia”傳神地譯為“中印大同”，寓意：“研究中印學術，溝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聯合中印民族，創造人類和平，促進世界大同。”

在中印兩國傳統文化的最深處，都推崇一種人與人、人與社會、國與國之間和平、和諧、和解的秩序。中國儒家經典中的《禮運》將“大同”描述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而印度教圣典《奧義書》中曾呼吁：“愿我們同受庇佑，愿我們同受保護，愿我們共同努力，愿我們文化輝煌，永遠不要仇恨，永遠和平、和平、和平！”正是出于對“大同”境界的共同追求，中印兩國在過去數千年中和睦相處，相互學習和影響，促進了彼此文化的發展。尤其在20世紀50年代，相繼擺脫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統治的中印兩國，攜手合作，聯合倡導了對國際關系產生深遠影響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種親如兄弟的關系，迄今仍是一段不朽的佳話。

在風云變幻的21世紀，“中印大同”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和意義，兩國友好合作遠遠超越了雙邊范疇，符合中印社會經濟發展與繁榮的需要，符合促進地區與全球和平與穩定的需要，也符合推進世界多極化和利用經濟全球化積極因素的需要，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義。

當前，無論是從兩國政要的決心和信心，還是民間商貿往來的發展勢頭看，中印兩國都存在發展睦鄰關系的共同愿望和廣泛的共同利益，“中印大同”的前景無疑是光明和美好的。但樂觀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要實現“中印大同”，仍有不少難題急需克服和解決：

其一，中印兩國人民尤其兩國精英階層之間的認知距離還很遠，中印友好的基礎仍需不斷拓寬和夯實。“Chindia”的發明人拉梅什不久前在接受記者的采訪時，曾焦慮地說：“至今，印度人還不是通過中國人自己的聲音，而是通過英語信息來源了解中國；中國人也不是直接通過印度人的聲音，而是通過篩選過的翻譯資料理解印度。”

其二，中印互信仍是初步的、脆弱的，需要不斷增信釋疑，消除誤解和偏見。試想，某些印度媒體一說到中國與巴基斯坦發展友好關系，就亂發橫加指責之言；而個別中國學者一看到印度增加軍費，就冠以“窮兵黷武”之詞。在此情況下，何來“中印大同”？

其三，早日解決邊界問題，達成一個公平合理和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框架，則更需要雙方繼續努力，尤其是需要兩國政治家以長遠眼光和視野去超越曾干擾兩國關系的爭端和問題。

此外，中印兩國雙邊貿易中的產品相對單一，相互投資非常有限。

正如辛格總理訪華期間所說，地理位置和歷史淵源將印中兩國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由“和而不同”到“求同存異”，由“以和為貴”到“和平共處”，由“和諧發展”到“共同發展”，是實現“中印大同”的必由之路。（錢峰 《環球人物》雜志觀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