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站環球在線消息：天真爛漫時，她聆聽著一位將軍的進擊號令；兩鬢染霜后，她踏上了中國文化的尋根之旅。
2月22日下午1點，釣魚臺國賓館。一位氣質高雅、談吐不凡的女士，站在“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成立大會”的主席臺上。
她有兩個身份，一個是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的會長；另一個，是耿飚的長女——耿瑩。
大屏幕正播放中國即將消逝的文化遺產。耿瑩很激動，“為了這一天，我足足準備了4年！父輩們靠兩條腿走出來的江山，我們該怎樣保護？”她幾次哽咽，流下淚水。臺下，薄一波的女兒薄熙瑩，李富春的獨生女李特特，陶鑄的女兒陶斯亮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后代，鴉雀無聲。
在老一代革命家里，耿瑩的父親耿飚也許不是特別顯眼。建國前，他的最高職務是兵團副司令員；建國后，擔任過外交部副部長、國防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職。然而，當看到70歲高齡，還在為中華文化奮力拼搏“準備大干一場”的耿瑩時，你就會了解耿家人的性格，理解耿家人的傳奇。
父親給毛主席送老虎
耿飚在中國外交史上的一段傳奇，讓女兒耿瑩一輩子都感到自豪。
1969年，耿飚作為黨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來到阿爾巴尼亞。毛主席臨行前叮囑他，阿爾巴尼亞是“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我們要加強和發展中阿友好關系。
“肩負‘聯誼’重任的父親，卻看到這樣的實況：當我國連黑白電視機都少得可憐的時候，阿方向我國提出，援助他們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當我國動用本來就少得可憐的外匯，為阿方進口棉花、織成布、做出成衣時，他們反過來要賣給我們從中賺錢。父親還親眼看到：我國援助的化肥被堆在地里，任憑日曬雨淋……從1954年以來，我國給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軍事援助，高達90億元人民幣。當時，阿爾巴尼亞總人口才300萬，人均接受中國援助3000元，而同期中國農民一年的收入，最多也就幾十元。”
該不該勒緊中國人褲腰帶，去援助阿爾巴尼亞？耿飚大膽提出了調整援阿方略的建議。“當父親回國述職時，李先念風趣地對他說，你膽子真不小，敢說阿爾巴尼亞的‘壞話’！你是第一個提出這種意見的人。后來，中央肯定了父親的建議。”
耿瑩說，這僅是父親性格的一個側面。“其實我父親是個文武雙全的將帥之才。”曾有一位北大學者說：“耿飚是上山能打獵，下水能摸魚，出門能談判，回家能做飯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趙子龍、秦叔寶。”
耿飚生于湖南醴陵縣一個貧困家庭，從小讀過私塾，背過詩文。他的傳奇家世，對他的一生影響很大。耿飚的曾祖父是靠苦讀起家的舉人，祖父是個游方郎中。至于耿飚的父親，則闖蕩江湖，混到撫臺的親兵營里學了9年武功，后來差點被選入皇宮。因為使過皇上賜予的虎頭雙鉤，有“雙鉤大俠”的美稱。后來，耿飚的父親回鄉打工，先后學過木匠、鐵匠、瓦匠和醫術，后來又跟株萍鐵路的德國工程師學會了看圖紙。
1909年，耿飚出生，自小從父親那里學會了南拳、氣功、單刀、點穴等很多本事。他7歲隨父母逃荒到湘南常寧縣水口山，13歲到鉛鋅礦當童工。一般童工都瘦弱不堪，身體佝僂。而耿飚卻身體健壯，上樓梯都是用腳尖一次跳四五級。耿飚在革命戰爭中，經常徒手殺敵，以一當十。耿飚1925年入團，1928年入黨，是井岡山紅軍的骨干之一。
回憶父親，耿瑩喜歡把苦難的往事當笑話講，“因為都是過往了。”
1940年，陜甘寧邊區正興起“大生產運動”，耿飚率部隊來到一處偏遠山地，屯田開荒。當時最棘手的是深山叢林里野獸眾多，不僅糟蹋莊稼，還傷害人畜。“父親組織部隊打獵，一個月下來，打了四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條狼和狐貍以及上千只野兔。他們把獸皮剝下來，去城里賣錢。父親還第一次吃了老虎肉，味道和牛肉差不多。他將一只虎送到延安，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毛主席童心大起，‘引誘’朱總司令說，‘你能不能一個人把它舉起來？’朱總司令還真試了試，然后說，‘不行’……
”耿瑩邊說邊笑得前仰后合。
“父親英勇善戰。長征時湘江之戰，他的一個團阻擊了敵人整整15個團！這在戰爭史上是不可想象的。”
“父親足智多謀，在當年北平和平解放談判的過程中，做地下工作也是一把好手。”一次，耿飚發現有個經常跟蹤他的特務，幾天沒露面，一打聽原來是生病了。耿飚就買了藥去看他。特務被感化了：“我這工作不是人干的。病了沒人管我，反倒是你們共產黨來照顧我。”
在長征途中，耿飚居然每天寫日記。“父親有一架相機，拍了不少照片。斯諾對長征的了解和描寫，很多得力于父親的日記。《西行漫記》里的照片，有的還是父親的作品。”
地質專業的醫生
耿瑩從會說話起，嘴上就常掛著“爸爸”二字。“媽媽形容我是‘丑長大’，而爸爸卻慶幸我‘很會長’。”
耿瑩兒時的搖籃，便是父親的馬兜子。她不滿一歲就跟著父親南征北戰。“每打完一仗，父親的習慣動作就是摸摸馬兜，知道我安然，便繼續前行。”耿瑩還曾被打仗太投入的戰士落在了戰場，險些喪命。“直到上世紀90年代父親住在醫院的最后時刻，他才流淚告訴我這段經歷。”
“還有一次父親打仗，警衛員把我放在戰壕里，忘了帶走。”跑出兩里地后，耿飚發現女兒不在，但默不作聲。“在父親看來，戰士比女兒更寶貴，回去很可能遭遇敵人，他不能犧牲了女兒，再搭上一個戰士。”如果不是馬夫堅持回去救耿瑩，她也許就夭折了。
在甘肅慶陽，耿飚忙于打仗，將女兒送到老鄉家代養。在看望女兒的過程中，耿飚與老鄉的獨生女趙蘭香戀愛、結婚。因此，耿瑩笑稱自己是父母的牽線人。
至于生母和父親的姻緣，耿瑩不得而知。她只聽說自己剛出生三天，便被生母送了人，等父親找到她時，她正被藏在麥垛子里，滿身天花。“長大后，爸爸常盯著我笑，他慶幸女兒露出來的地方沒留印兒，不用擔心嫁不了人。”
在耿瑩的記憶中，她上過無數個一年級。“父親走到哪里，我就上到哪里，直到1950年父親調到北京，脫下軍裝干外交，我才安定下來。”
耿瑩從小就很有主見，思想超前，喜歡為自己“設計人生”。
上世紀60年代初，從地質學院中專畢業的耿瑩，被分到北京地質隊，爬了十年山，找了十年礦。“文革”后，她被調進北京制藥廠，成為車間工人。37塊錢一個月的工資，耿瑩整整拿了17年。由于經濟困難，耿瑩的大女兒，一直由耿飚夫婦幫助撫養。
從小就骨氣硬的耿瑩，遇到困難不愿意、也不肯求助父親。為此，她失去了婚姻。“我一生最失敗的就是婚姻。丈夫提出離婚時，小女兒才9歲。別人以為是我看不上農民出身的丈夫了，其實不是。我們是地質學校的同學，他不了解為什么沾不到我家庭的半點光，還要處處受限制。”丈夫首先提出離婚，丟下兩個女兒后再也沒回來。此后，耿瑩再未結婚。
一天，她得到消息，廠里要成立腫瘤研究所。“我特別想去，但廠長和書記不認識我，怎么調去？”耿瑩開始策劃起來：“那時候廠里有籃球隊，領導經常去看比賽。誰也不知道1958年國家培養的5000名運動員中，我就是其中之一。籃球、短跑我都是國家三級運動員水平。”耿瑩“設想”：有一天，領導來看打球，如果老天幫忙，讓她撿到球并漂亮地傳給領導，就能引起領導注意。
就這樣，每個早班下班后，耿瑩都賴在籃球場，等待著“機會”。功夫不負有心人，耿瑩“設想”的情景果真發生了：“我一個漂亮的三步跑，領導愣住了，問我是誰，哪個車間的，愿不愿意到籃球隊。我滿口猶豫，還欲擒故縱地提出‘除非當隊長’。”就這樣，耿瑩當上了籃球隊長，還如愿進了研究所。
搞地質的如何做醫生？這在耿瑩看來，根本不是問題。她有一點很像父親，學習能力超強。據說，1935年紅軍強渡烏江，耿飚靠著以前做礦工懂得的一點機械原理，硬是啃下了一本《工程學》，36小時建成了橫跨烏江的浮橋。后來成為軍中少有的架橋專家。
憑借勤奮，耿瑩硬是鉆進了醫學圈。“晚上回家哄孩子睡了，就啃書本，做試驗。”雖然“連瘤子都沒見過”，但耿瑩最終成為了一名專業的研究人員。
“即便養動物，我也做得最好”
然而好景不長。所里調進4位專家，沒有正規學歷的耿瑩，被分配去飼養試驗用的動物。“即便養動物，我也做到最好。最后他們發現，給猴子抽血，猴子只認我；要讓小鼠保持體重，也要找我。”漸漸地，所里很多工作離不了耿瑩。
但耿瑩的心早已飛走。“我要考個醫學學歷，給他們看看。”夜深人靜時，37歲的耿瑩挑燈苦讀。
1979年北京中醫學院招生，從全國194名學生中錄取30名本科生，之后再從30名里取8名讀研究生。耿瑩出乎所有人預料，全部中選。然而，拿到沉沉的學歷本子，耿瑩又有了新計劃：“當時中國畫研究院成立，全中國最有威望的老藝術家都集中在此。我從小就喜歡畫畫，我想如果兩者兼顧，該有多好。”耿瑩毛遂自薦，提出給這些“國寶”們當保健醫生。這個想法與研究院一拍即合，耿瑩的計劃又實現了。
“其他保健醫生早晚把完脈就走了，我不是。我到每個老畫家的合同醫院抄病歷，給他們建個人醫療檔案卡。為了表示感謝，他們將自己的作品送給我。這些別人求之不得的東西，我不要。我只提出一個條件，要當他們的學生。”
“一次，見到山水畫大師亞明先生，他說，‘丫頭，你要學畫就把《八十七神仙卷》畫十遍。對臨，默臨，最后背臨，這三個階段你用十次就給我走完’。”隨口的一句玩笑，亞明過后就忘了。然而3年后，當他見到耿瑩拿出畫了3年的《八十七神仙卷》時，一下子就愣住了：“丫頭，你行！”
耿瑩當時特別喜歡王叔暉的工筆人物畫。然而，這個一輩子未婚、性格古怪的奇才，總也瞧不上耿瑩。“每次去他家，他都說，‘耿瑩同志，你好，請坐，您自己倒水，我沒時間。’最后說，‘我累了，您回去吧。’我就這樣堅持在他旁邊站了半年。他終于開口了：‘你真的要學畫？我以為你們高干子弟就是玩票’。”耿瑩終于征服了最難攻克的老師。
耿瑩擅長中國人物畫，她創作的《聽琴》、《文姬歸漢圖》、《游園驚夢》等作品，還入選了全國美展。很多人都羨慕她的成就，但哪里想到，這才是耿瑩人生目標的第一步。
“上世紀80年代初，記得有一次，父親要我去趟湖南，看看鄉親們的真實生活。”在父親的催促下，耿瑩馬不停蹄地趕往湖南。“爸爸要求我做筆記，告訴他現在那里人民的生活究竟怎么樣。我一想起這個就想流淚，他們那一代人的腦子里，想的就只有人民。”
耿瑩走訪了6個縣，“醴陵，湘潭……我記了厚厚的兩本日記。湖南老鄉都很熱情，但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在桑植，我住在老鄉家，早晨總不見大嫂下床，原來她沒褲子穿，家里唯一的一條，給丈夫穿著上山砍柴去了……”
湖南之行觸動了耿瑩。“當時改革開放了，很多人都做生意，我想做生意掙錢給老家。”耿瑩背著父親，又跑回湖南，最終在珠海建了個公司。“等營業執照辦完了，我拿回來給父親看。父親眼睛睜得特別大，說‘女兒，你十塊錢都數不清楚，怎么做生意？’我說‘沒關系的！我三年后肯定成功’。”
耿瑩沒有選擇停薪留職，而是一紙辭書，自己打破了“鐵飯碗”。“爸爸常說我的字和我的人一樣，連跑帶顛的。但家里忍耐性最強的也是我，我就是摔個大跟頭，只要能爬起來，還繼續走的人。”
事后，耿瑩才知道經商的坎坷。“后來，我在珠海干得很好，最后建起了3層樓的辦公區和一座6層樓的職工宿舍。”然而，命運與她開起了玩笑。“突然政策來了，中央說高干子弟不可以經商，我的所有資產一夜之間被封了。”
“我要對得起我的父親”
回首自己的經歷，耿瑩說她失敗的原因，就是總比別人快一步，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耿瑩最終選擇去美國打拼時，已近50歲。大家都擔憂她在美國能否生存。耿瑩信心十足：“給我3年時間，如果3年后我沒餓死，我就要在美國橫著走。”
耿瑩真的做到了。來到美國的第二年，她就擁有了6畝土地和54棵果樹。“之后，我進入到美國人的生意圈，不像其他中國人，總在中國人的生意圈里打轉。”
耿瑩也是從擺小攤起家的。“我當時就是跟隨走秀公司，擺攤賣淡水珍珠。自己設計，做項鏈耳環。雇不起工人，我就自己賣，手舞足蹈地比劃；人家看好了，我就趕快給上扣子，包裝好。”
在那段艱難的日子里，耿瑩沒有朋友，沒人交流。“有時候做著做著，我就開車到山上，大哭大喊。誰知道你是耿家大小姐，哭喊完了，又去擺攤——人家能掙錢，我為什么不能？！”
在熟悉美國后，耿瑩又開始“設計”起來：“我父親當國防部長時，美國國防部長布朗曾訪問中國，父親還將我的一幅畫送給他。”于是，耿瑩給布朗寫了封信，信中夾有她和父親的合影，以及那幅畫的照片。“我連布朗的具體地址都不清楚，完全是碰運氣。想不到兩周后，布朗秘書打來了電話……”
就這樣，耿瑩以中國畫家的名義，走進了布朗的俱樂部。“那是一個上流社會的場所，我給很多石油大亨、軍火商、社會名流畫畫。”耿瑩的第一張畫，是給一位在“二戰”時期發了戰爭財的美國人畫的。“他說他的前妻對中國很感興趣，長得也像中國人，想讓我給她畫一幅肖像。”耿瑩并沒有提出畫畫的具體價格，“一個周末，我見了他的前妻。我在畫中給她穿上李清照的衣服，拿本古書，還配著李清照的詩。”事后，耿瑩最終拿到了2.7萬美金，并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逐漸成為美國上流社會最受歡迎的中國女畫家……
人越老越思鄉。在美國，耿瑩常想起往事：“小時候喜歡看《復活》、《紅與黑》之類的世界名著，父親不高興，讓我收起來，把《封神演義》和《西游記》塞給我。他說‘你是中國人，你必須先了解中國的東西，然后再去接觸外國的，才有鑒別和比較’。”就這樣，耿瑩帶著孩子們回到了故土。
耿瑩發現：“現在的中國比任何時候都好，國門大開。但同時，外國文化也在中國形成了一個包圍圈。包圍誰？包圍我們的孩子。孩子開始染頭發，學嬉皮士，參加偶像秀……美國的一些庸俗文化，我們接受了；而我們的萬里長城，現在只剩下2500公里；龍門石窟上的雕刻工藝，也已經失傳了……”
經過4年奔波籌備，耿瑩的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終于獲得批準。“很多人問我，這么大歲數了，為什么還要折騰？命運安排我生在中國，生在耿家，我要對得起我的父親。我只求做一個閃亮的‘小燈泡’。當孩子們有一天發現自己國家的文化博大精深，意識到華夏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是民族賴以生存的根的時候，我希望他們內心充滿民族自豪感，能夠跟著‘小燈泡’找到回家的路。”（來源：《環球人物》雜志 記者 劉 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