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站環球在線消息:杜修經,一位知名的黨史人物,1907年10月出生于湖南慈利縣,三次入黨,兩次脫黨,四上井岡山,后因機械地執行上級指示釀成嚴重錯誤,被毛澤東四次點名批評。去年央視熱播劇《井岡山》第26-28集,講述的就是紅四軍主力冒進湘南、最后導致失敗的故事,其中人物原型就有杜修經。
2007年11月13日,歷經一生風雨沉浮的杜修經,在湖南常德市的家中與世長辭,享年101歲。
省委代表,四上井岡
1928年5月底的一天,井岡山茅坪,一位20出頭、工人打扮的青年人,興奮地走進毛澤東住處,并遞上一封信。
此人就是杜修經,他代表中共湖南省委三次上井岡山,前兩次因遇到國民黨的團防隊,中途折回。
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余部,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會師,共同組建為紅四軍,即著名的“朱毛紅軍”。湖南省委非常關心這支革命軍隊,于是選派杜修經為代表,上井岡山與毛澤東等人會晤。
毛澤東接過杜修經送來的信,邊看邊點頭,說:“是的,是的,應該這樣!”湖南省委的指示信,要求紅四軍應有一個根據地,而且要把這個根據地鞏固好。次日,毛澤東陪著杜修經,來到軍部。朱德熱情接待了杜修經。晚上,在軍部召開了軍委會議。杜修經傳達省委指示精神,聽取大家發言。毛澤東、朱德又先后陪他去各團和被服廠傳達精神,召開座談會。
回去后,杜修經向省委作了詳細匯報。但他對毛澤東創立革命根據地的經驗和意義認識不足,只側重談軍事。杜修經還說:“現在邊界特委工作日益擴大,一切工作與指導都集中在毛澤東同志身上。而毛又負軍黨代表責任,個人的精力有限,怎顧得這么多……需派得力的人去參加特委和縣委工作是最重要的。”省委的同志普遍認為湘南群眾基礎好,于是做出了轉移湘南的錯誤決定。
1928年6月底,杜修經帶著省委的決定,第四次上井岡山。此時邊區已形勢大好。杜修經覺得,省委的決定顯然已不符合實際情況了。
6月30日傍晚,杜修經來到永新毛澤東的駐地,里面正在召開“軍委、邊區特委和永新縣委聯席會議”。毛澤東握著杜修經的手說:“修經同志,你來了,我們一切問題都好解決了。”杜修經忐忑不安地宣讀了省委決定:“四軍攻永新敵軍后,立即向湘南發展,留袁文才同志一營守山,毛澤東同志隨軍出發,省委派楊開明同志為特委書記,袁文才同志參加特委,出發湘南的四軍軍委應取消,另成立四軍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陳毅、龔楚、宋喬生及一名士兵代表和一名農民代表組成,毛澤東為書記,派杜修經同志前來擔任省委巡視員,幫助前委工作。”
毛澤東臉色突變,沉默不語。冷場良久之后,毛澤東才宣布討論省委決定。會議通過了不執行省委意見的決定:紅四軍仍繼續在湘贛邊界各縣,建設鞏固根據地;在新軍閥戰爭未爆發前,尚不能離開寧岡、永新等地,前往湘南。
冒進湘南,八月失敗
正當大家全力經營永新的時候,敵人卻乘虛侵入寧岡。毛澤東立即召開干部會議。杜修經支持毛澤東的意見。會議決定:二十八團、二十九團作為主力部隊攻打寧岡,三十一團留在永新擋住敵人。
朱德親自布置攻打寧岡的戰斗,杜修經跟隨朱德協助工作。就在發動進攻的那一天,敵人離開寧岡,逃往永新方向。
第二天,紅二十八、二十九團向西準備攻打茶陵。當晚,杜修經參加朱德、陳毅主持召開的干部會議。由于受二十九團強烈要求回湘南的影響,貿然做出了部隊南行的決策。第二天,杜修經專程去茅坪找毛澤東說明,不料毛澤東已經去了永新。特委書記楊開明說:“既然決定了,你們就走吧!潤之(毛澤東)那里我跟他說。”
7 月17 日,杜修經和主力部隊向湘南進發。7 月20 日,杜修經在行軍路上接到毛澤東的來信,要求主力部隊回邊界。在晚上召開的干部會議上,杜修經認為現在離邊界不遠,不如回井岡山。但會議最終決定:攻打郴州,再不動搖。
7 月24 日中午,紅軍主力部隊攻占郴州城。下午四時,敵人援軍到了。因寡不敵眾,紅軍主力部隊只得撤走,損失慘重。
8月上旬,敵人得知紅軍主力不在邊界,于是大舉進攻,紅三十一團被迫退守。這樣,永新、寧岡等地被敵人占領,湘贛邊界彌漫著白色恐怖,史稱“八月失敗”。
8月22 日,毛澤東在桂東與杜修經、朱德、陳毅等會師。杜修經見到毛澤東,內疚地說:“這次到湘南,沒有搞好!”毛澤東寬宏大量地說:“當時你們要不走就好了。”次日,大家召開會議,分析失敗情況,杜修經表示承擔責任。次日,決定紅軍主力重返井岡山;由杜修經任書記、龔楚參加組成湘南特委,開展湘南工作。8 月25 日,主力由毛澤東、朱德、陳毅帶領重回井岡山。
點名挨批,負疚終生
1928年10月5日,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中,點名批評杜修經:“八月失敗,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當時正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的時期,反而采取統治階級政治破裂時候的戰略,分兵冒進,致邊界和湘南同歸失敗。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同志不察當時環境,不顧特委、軍委及永新縣委聯席會議的決議,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逃避斗爭欲回家鄉的意見,其錯誤實在非常之大。”
11月15日,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又三處點名批評杜修經:“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和省委派充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乘力持異議的毛澤東、宛希先諸人遠在永新的時候,不察當時的環境,不顧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張的決議,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成分是宜章農民)逃避斗爭欲回家鄉的情緒,因而招致邊界和湘南兩方面的失敗。”“杜修經導揚第二十九團的錯誤意見。”“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舉行聯席會議,認為往湘南危險,決定不執行省委的意見。數天之后,卻由杜修經、楊開明堅持省委意見,利用二十九團的鄉土觀念,把紅軍拉去攻郴州,致邊界和紅軍一齊失敗。紅軍數量上約損失一半;邊界則被焚之屋、被殺之人不可勝數,各縣相繼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復。”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這兩篇重要文章,于1951年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毛澤東選集》所選文章,是經過修訂才正式出版的,凡文中人名也經過謹慎的選擇,而杜修經的名字卻始終保留了。
1987年,杜修經在《八月失敗》一文中寫道:“正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蓬勃發展的時候,我作為湖南省委的代表,攜帶著省委對邊界紅軍的錯誤決定上井岡山,從而導致紅軍大隊冒進湘南,造成了井岡山斗爭的八月失敗。”“我那時思想水平低,只停留在承擔責任的認識上,還簡單地認為勝敗乃兵家常事。……造成‘八月失敗’,使年輕的紅軍損失一半,邊界政權盡失,被殺之人,被燒之屋,難已數計,幾毀中國革命根基,其錯誤是非常嚴重的!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重憶‘八月失敗’的經過及其先后,我仍是內疚之深,寢食不安!”
在《杜修經訪談錄》中,杜修經說:“‘八月失敗’仍像一塊沉甸甸的石頭在我心頭,我常常內疚和自責。”但他又說:“永新聯席會議,由于開始我就做出‘省委的決定已經不適宜了’的表態,沒有發生什么爭論,順利地通過了不執行省委意見的決議。現在想來,我當時表態是大膽的。我這次來井岡山的任務是傳達和執行省委的決議,但一開始就否認了這個決議。我看到近些年的一些回憶錄和文學作品,說在永新聯席會議上我和毛澤東斗爭激烈,這純粹是胡編亂造,當時大家意見是一致的。”
三次入黨,終生為黨
1938年夏,在長沙一間小屋里,杜修經進行了莊嚴的入黨宣誓。這是杜修經第二次加入中國共產黨。杜修經第一次入黨是在1925年。1929底年,他在復雜的斗爭環境中,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
“八月失敗”后,杜修經與毛澤東、朱德在井岡山分手。1929年初,杜修經根據省委安排,從上海去湘鄂邊境與鄂西特委周逸群和常德、益陽部分縣地下黨組織取得了聯系。9月,他受命再次回湖南,在慈利與賀龍部隊錯過聯系機會。從此,杜修經脫黨了。
盡管與黨失去聯系,杜修經仍參加黨組織的一些活動,辦學校,成立青年進步組織。1932年,杜修經來到上海,報考了上海中國公學。幾年后,杜修經加入“左聯”,組建抗日救國會。
1937年秋天,國共兩黨達成協議,將南方八省邊界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杜修經幾經周折來到江西大余,幫助收編整訓新四軍,并講政治課。1938年春天,杜修經又來到長沙,在徐特立的介紹下,到湖南省文藝界抗敵后援會工作,并重新申請入黨。
1946年,解放戰爭開始。杜修經又脫黨了。他幾經周折回到家鄉,擔任慈利一中歷史教師,直到家鄉解放。
1949年底,杜修經擔任政府秘書,不久又當上了慈利縣副縣長。1957年春,他被黃克誠等人請到長沙,任省委觀察員。1962年起,他擔任常德師專副校長,一直工作到1976年退休。“文革”中,杜修經被“打倒”,但他不顧安危,多次為被冤屈的老干部、老戰友仗義執言。
1985年,杜修經再次提出入黨申請,并上報到中共湖南省委,終被批準。從此,杜修經不僅心在黨,人也在黨了。1986年7月,杜修經重游了井岡山,并題詞留念。現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內,陳列著杜修經1928年寫給湖南省委的報告的影印放大件。井岡山烈士陵園碑林里,也專置一碑,刻寫著杜修經的題詞。
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為杜修經立傳,評價說,“由于各種原因,他先后三次入黨,兩次失掉組織關系,但無論在黨內還是在黨外,他都關心黨的事業,任勞任怨地為黨工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來源:《環球人物》雜志 特約撰稿 毛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