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站環球在線消息：提起共和國元帥賀龍，人們總會想起他在戰場上口銜煙斗，指揮若定的形象。在多數人心中，賀龍是一位“百戰沙場驅虎豹”的英雄，具有“粉骨碎身若等閑”的風度：他兩把菜刀鬧革命，讓敵人聞風喪膽；他喜歡體育，著迷芭蕾，愛看京劇、川劇，充滿生活情趣……圍繞賀龍的傳奇總是講也講不盡。
在賀龍的子女中，有一個女兒“簡直就是賀龍的翻版”，貼上假胡子，活脫脫就是“賀龍再世”。她就是賀龍的二女兒賀曉明。見到她時，記者差點脫口而出三個字——太像了！連笑的時候那瞇縫的眼睛，都一模一樣！
賀曉明現在的身份是賀龍體育基金會的主席。雖然基金會的大部分工作要等2009年才能全面展開，可她卻忙極了，“忙著回歸自己的生活，享受每一天的快樂”。賀曉明說，自己一直向往能過上平靜的日子，可是命運無法選擇，她哪里會想到，自己出生在這樣一個將門之家。
埋怨父親的“話柄”
1942年，46歲的賀龍已是西北軍區赫赫有名的司令員。那一年，他與26歲的薛明結婚，這是賀龍的第三次婚姻。這對革命夫妻攜手走過27年的生活，從戰爭年代到和平時期，再到十年動亂。他們一共生有三個孩子：兒子賀鵬飛和兩個女兒賀曉明、賀黎明。這個家庭還有一個孩子，是賀龍與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兒賀捷生。
薛明對賀龍一直體貼入微。1947年冬天，解放戰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已是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區司令員的賀龍，帶著薛明住在晉綏軍區司令部。由于戰事緊張，賀龍幾乎每天都忙得通宵達旦，薛明從不去打擾。
一天清晨，剛剛五點鐘的光景，薛明的肚子劇烈疼痛起來，她意識到，一個小生命即將誕生了。為了不影響賀龍工作，薛明悄悄叫來接生員，她硬是緊咬著嘴唇，一聲沒出，安靜異常地生下了孩子。隔壁屋中的賀龍，絲毫沒有察覺。等到熬了一個通宵的他推門進來，才發現妻子身邊多了個娃。
賀龍愣住了：“這是誰？”虛弱的薛明只是微微一笑：“剛剛生的，女兒。”薛明的平靜，讓賀龍感慨萬分，“你可真行！”就這樣，為了紀念妻子的堅強，賀龍取妻子的“明”字，給生在黎明的女兒起名賀曉明。
這段經歷，也成為賀曉明日后“埋怨”父親的一個“話柄”。不過，埋怨歸埋怨，她心里很清楚，父親喜歡孩子是出了名的。長征時期，不少紅軍干部不得已只能把自己的孩子丟在老鄉家，而父親卻帶著年幼的姐姐賀捷生，走完了長征。在賀曉明的記憶中，自己是全家唯一一個挨過打的孩子。“那時我6歲，因為淘氣被心情不佳的父親一把抓住，拿尺子在屁股上狠狠打了兩下。就這么一次。父親氣消后，意識到冤枉了我，決定去北京開會時破例帶上我，去見毛主席！”賀曉明永遠忘不了，她如何在兄妹們“嫉妒”的目光中，前往北京。
“臨走前，母親專門到舊貨市場給我買了件‘禮服’——一條繡著小和平鴿的紫色裙子。母親千叮嚀萬囑咐，見到毛主席要講禮貌，可以給他唱我最愛唱的兒歌：小鴿子，真美麗，紅嘴巴，白肚皮……快快飛到北京去。”
當賀曉明參觀過天安門，坐著有軌電車，被父親帶進中南海菊香書屋的會客廳時，毛主席正坐在沙發上跟人聊天。“我緊張極了，不敢放開父親的手，只是緊緊盯著主席，小聲說了句：‘毛主席，您好’。”賀曉明清楚地記得：“主席笑著立起身說，你們家是‘一排明’吧？（因為媽媽叫薛明，我叫曉明，妹妹叫黎明），然后將我抱到屋中間，從桌上的一個小罐里抓出幾顆糖遞給我。”整個過程，賀曉明愣愣地，忘了說話。前后不過幾分鐘的見面，至今仍被她視為自己生命中的珍寶。
1954年11月，隨著賀龍調任北京，賀曉明一家才在北京安定下來。
隱姓埋名當水手
每個人都有自己懼怕的事情，偉人的兒女也不例外。在賀曉明幼時的記憶中，最怕的就是父親那如鋼針般的胡子，扎得自己臉上刺痛。但后來賀曉明才體會到，“那原來也是一種幸福”。
1966年，林彪一伙憑空炮制“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江青高呼：“我們要造賀龍的反！”宣傳車也喊出了“打倒賀龍”的口號——賀龍的家被抄了。1967年1月，周總理派人將賀龍夫婦安置在了京郊山區一處僻靜的院落內，與世隔絕。然而，林彪一伙并未罷休，他們將黑手伸到了賀龍的住處。不久，林彪得知，71歲高齡的賀龍患了糖尿病。他和“四人幫”對賀龍進行了更兇殘的迫害。他們以水源困難為由，連續45天斷絕該處的水供應。大熱天，每天只給一小壺水。一次，賀龍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傷了腰。劇烈的疼痛使他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動，大便也解不下來。薛明硬是拿著氧氣筒上的導管，用嘴含著洗衣服的肥皂水為他灌腸，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燒壞了。在那困難的日子里，薛明為了照顧好賀龍，長時間睡在地板上，不梳頭，不洗臉，耳朵里竟然結了一層蜘蛛網……
在父親被“打倒”后，正在清華就讀的哥哥賀鵬飛也成了通緝的對象，而此時，賀曉明剛剛考入北京大學。鑒于當時形勢的危急，兄妹二人迅速將身體虛弱的妹妹賀黎明，送到了廖承志家中托養。之后，他們連夜喬裝打扮，騎自行車逃離北京城。
“就這樣一路躲著、騎著，我們兄妹倆終于逃到了天津塘沽。”從此，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運輸船上，多了一對名為“吳亮”和“李烈”的男女同學。“這是我們給自己起的化名，借著大串聯的機會，我們上了運輸船。”賀曉明回憶說，船上的大部分工種她都做過：在航海圖上標注船只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輪機艙里給船加油；在食堂給水手做飯；在甲板上和大家一起刷油漆、敲鐵銹；每天清晨，她都要挨個去踢船員們的臥室門，然后高唱著“東方紅，太陽升……”叫他們起床。
賀曉明每天忙得不可開交，從塘沽到上海，再從上海到塘沽，她和哥哥在海上一呆就是40多個日夜。暫時安定的生活，并沒有減輕賀曉明對父母親和妹妹的思念。每一次，當船舶停靠到塘沽港口，她便會小心翼翼地走進郵電局的長途電話格子間，和妹妹取得聯系。之后不久，被關在京郊的賀龍夫婦收到了小女兒賀黎明的一封信：“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媽媽，哥哥姐姐隱姓埋名在海船上參加勞動，表現很好，八級大風也不暈船，水手們對他們很愛護……”對于久久不能和外界取得聯系的賀龍夫婦來說，這封信無疑是他們得到的最大安慰：孩子們都還安然無恙！之后，在周總理的努力下，學校終于解除了對兄妹二人的追捕，他們這才重新回到了大學校園。
1969年6月9日，賀龍被迫害致死。“我們接到通知趕往301醫院后，才知道父親已經去世了。父親的遺體什么時候火化，沒有告訴我們；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我們也不知道。”回憶起那段痛苦萬分的經歷，賀曉明停頓了片刻，平靜地說道：“那是一個無法用語言形容的年代……回頭來看，也挺好，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被監管的對象”
作為賀龍的女兒，賀曉明的命運總是和父親的工作、政治形勢的變化密不可分。
1970年她大學畢業，因為身份的特殊，分配工作時賀曉明既不能挑、也不能爭，只能眼巴巴看著好的單位都被人挑走。她背著簡單的行李，只身到貴州，在雷山文教局做了一名收發員。“當時的縣委書記說，‘你從北京來這里，就算到了最底層了，我們也就不把你往人民公社分了’。”這里面有他的好意，可日子久了，賀曉明卻發現了另一層“玄機”：每當她想請假回北京探親時，給她批假的并不是自己的直屬上級教育局，而是武裝部。她這才明白，自己當初之所以被留在這里而沒有“繼續下放”，還因為自己是“被監管的對象”。
和賀曉明一樣，賀家的另外3個孩子也都在“文革”中受盡了折磨：大姐賀捷生被下放到石油部某研究院勞動“改造”，丈夫與其離婚，帶著女兒一走了之；大哥賀鵬飛，患上了重病，卻無法就醫；靠著陳毅的仗義執言才被送進醫院，撿回了一條命；可還沒等到痊愈，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又以“企圖外逃”的罪名，將他和妹妹黎明一起送進了少年管教所；審訊半年后，賀鵬飛在那里又患上了心臟病；妹妹賀黎明，從少管所出來后，被下放到陜北“插隊落戶”。在那里，她被民兵一棍子打在腰上，落下了永久的傷病……
“那十年，我們過得非常忐忑。那時的磨難，在每個家人身上都留下了烙印。”賀曉明的眼睛濕潤了，她強忍著淚說道：“今天我還在網上查到一個非常龐大的‘文革’期間自殺者名單。那個時候，大家過得真難，可我們堅持下來了，從來沒有想過‘我要跳樓了，要跳河了’。這可能也跟父母的影響有關吧。”
賀曉明還記得，小時候父親教他們兄妹游泳，第一課就是直接往水里跳。“誰要是害怕、猶豫，就會被父親直接推到水里，父親一直在旁邊大喊：“要勇敢！不做懦夫！”或許就是這種從小的磨煉，讓他們兄妹都具備了超乎常人的承受力。“那時，我心中就剩下一個信念：打吧！罵吧！只要你們不把我整死，我就要看著你林彪怎么死，反正你得死在我前頭！”這么多年，賀曉明說自己就是憑著這樣一個信念才活了下來。
“人能活下來，不是件很復雜的事。”也正是因為這樣，才有了后來的一幕：1971年，當林彪去世的消息通過電波傳來，賀曉明對著天空久久凝望：“老天爺啊！謝謝你！”
難忘“體委主任”
1977年“文革”結束后，賀家人的生活終于恢復了平靜，賀家子女也開始了真正屬于自己的自由人生。賀曉明曾在媒體面前笑言，自己“工農商學兵”樣樣都干過，可“都沒有修成正果”。一直到她退休了才發現，“已經是弱勞力”的自己，還想再做點什么。思來想去，她想起了父親最愛的體育，創辦了“賀龍體育基金會”。
“不知道為什么，雖然父親在建國后當過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還主持過許多別的工作。但在許多人心目中，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體委主任’這一項。”
賀龍剛當體委主任的時候，中國毫無疑問還是個體育弱國。1953年3月，組建不到半年的中國乒乓球隊出征布加勒斯特第20屆世乒賽，這是中國乒乓球隊在世乒賽上的首次亮相。賀曉明還記得，那次的比賽中，男女團體均列小組第四，單打比賽更是無一人闖過第三輪，“成績讓人憋屈”。回國后，身為體委主任的賀龍下達了“苦練八年，乒乓球要打翻身仗”的命令。
賀曉明的家，那時簡直就成了體委的會議室。“榮叔叔（榮高棠，時任國家體委副主任）經常利用中午休息時間來我家，一邊吃飯一邊和父親商定具體的戰術安排、團體賽的出場名單、順序等等。”因此，賀曉明有了比常人更多的機會接觸體育，也就更多了一份對體育的熱愛。
1961年在北京舉辦的第26屆世乒賽，中國乒乓球大獲全勝，男女兩隊一口氣拿下了男團、男單、女單3枚金牌。“這是壓抑了8年的一次大翻身！高興啊！那時候我可是絕對的‘粉絲’！”賀曉明記憶猶新，“父親剛參加完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集體慶功宴，回來后就撥通了華僑飯店的電話，然后把話筒遞給了我，‘你代表咱家，祝賀榮伯伯他們今天取得了勝利！’”
接到賀龍女兒的電話，國家隊的隊員們激動萬分。第二天，大家將莊則棟奪冠的球桌送進了賀家。“那個臺子太有紀念意義了，是能進博物館的！”打那以后，這張乒乓球桌就一直陪伴在賀家兄妹身邊，直至“文革”。只要有時間，賀龍總喜歡和兒女們切磋一局。
賀曉明最得意的是，她在這張球臺上還以3：0的大比分，戰勝了印尼體育部長的女兒。
2006年，退休后的賀曉明本著“不搞競技”的宗旨，和妹妹一起注冊了“賀龍體育基金會”，并決定“主要做全民運動和健身”。2007年3月23日，為紀念賀龍誕辰111周年，基金會還在湖南桑植舉辦了一場徒步越野邀請賽，起點是賀龍的老家洪家關，終點是芭茅溪鹽局——當年賀龍元帥兩把菜刀鬧革命的地方。
“我的幸福標準特低”
賀龍有著豐富的個人特質，關向應同志曾向美國記者描述：“賀龍非常坦率和英勇，做起決定迅速而明確，有著巨大的自信；作為個人，他幾乎如孩子般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強壯，喜歡騎駿馬，愛抽香煙，講起故事來聲情并茂。”作為他的女兒，賀曉明也是爽朗健談。談話中，她的臉上一直掛著賀家標志性的笑容，配上那件紅色暗花的中式小外套，讓人怎么都看不出，這已是一個年過六旬、又經歷過那么多磨難的長者。對于這一點，賀曉明說：“經歷是一筆財富，這個財富的獲得很辛酸，很不易。不過現在，我該回歸到我自己的生活了，我還有很多自己的事情沒做呢！”
如今，賀曉明和已90多歲的母親薛明，以及妹妹全家住在東直門附近的一個小院里。賀曉明很享受大家庭的生活，她回憶說，“哥哥在世時，我們都住在一起，每天下班回來，我總是先到哥哥屋里坐坐，喝上一杯侄女沏的熱茶。”如今，賀曉明和妹妹之間也有個不成文的規定：盡可能不同時出差；晚上有應酬也要盡量推掉；每天，全家都要在家里吃晚飯。“母親年齡大了，在家眼巴巴盼了一天，就是想晚上能和兒女們多說說話，總不能讓她失望啊。和家人在一起，即使誰都不說話，能坐在一起也是一種幸福。”經歷過“文革”后的破鏡重圓，賀曉明將家庭看得格外地重。
賀曉明給自己下了個定義：“我是標準的共和國第二代，腦子里裝著父輩第一代的思維程序，但還是要和第三代‘80后’、‘90后’接軌。”她“迫不及待”地想要享受現代生活為她帶來的樂趣：刷卡消費、網上購物甚至舉行party（聚會），這一系列新鮮、時髦的玩意兒，對她而言都不在話下。“我現在最想找一些‘90后’的孩子對話，再過兩年，‘80后’的孩子們該‘老’了，我需要補充新鮮思想啊。”
從大風大浪中走過來的賀曉明，對生活有了另一層的感悟：“什么叫幸福？我幸福的標準特低，渴的時候有杯水，困的時候有張床，悶的時候有人陪，做個普普通通的人，享受普普通通的生活，這就叫幸福，這就夠了！”（來源：《環球人物》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