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價值觀的差異，而是專業素質問題
作為“中國論戰”和“張丹紅事件”的旁觀者，大家可能都很自然地認為事件跟政治取向、人權理念的差異有關。但事實并非如此，因為所有相關記者都認為，中國的未來應立足于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以人權、民主為準則。在諸如對人權影響的看法，以及“批評中國存在破壞人權的行為”等問題上，被解雇的員工與編輯部的新領導層的看法是一致的。
今后，德國之聲中文部還能否像以前一樣理智、專業、客觀地對中國進行報道，非常值得懷疑。事實證明，試圖這樣去做的人，不是事前遇到阻撓，就是事后遭到懲處。
德國之聲中文部已經論為一種“御用”的政治工具，由官方資助，受官方委托，熱衷于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持與中國政府對立的立場。凡是不能無條件接受這種對立立場的人，就會受到質疑。例如，如果中文部的人像多數德語媒體一樣稱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為“奸商”，就會被懷疑“親共”，這僅僅是因為喬治?索羅斯曾經給人權組織捐過錢，并且支持民主政治。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德國之聲的領導不是無所作為就是玩忽職守
作為在德國之聲工作過多年的記者，我們對德國之聲的畸形發展深感憂慮，一直試圖與德國之聲的高管們對話，消除他們對中文部的誤解。但遺憾的是，德國之聲高層沒有興趣傾聽我們的想法。他們根本就無視媒體所應具備的監督義務和無黨派傾向的中立義務。我們幾個人因為堅守獨立思考的立場和職業道德規范而受到懲罰。這在一個民主體制的法治國家簡直是聞所未聞，令人氣憤。我們抵制媒體成為政府的工具，而現在離職的卻是我們。
對于德國之聲而言，解雇我們的唯一原因就是“清除異己”。“縮藏開支和結構調整”不過是他們掩蓋真相的借口。所謂的“能力不足”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德國之聲搬出了“廣播自由”來辯稱解雇我們是合法的。“廣播自由”是用來捍衛媒體報道不受外來影響，只有用這個借口才能更換節目策劃人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僅僅是思想上有受外來影響的動機就被德國之聲開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