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衛平（資料照片）

  劉衛平向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贈送清華大學校徽

如果說20世紀是屬于美國的時代，那么21世紀將毫無疑問是中國的時代，中國的崛起是當今世界發生的最重要的事。誰先能更好地了解中國，誰就掌握了參與和推動歷史的資本。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為致力于確定中美兩國的友好關系，并讓這種關系體現兩國建設性合作的全球承諾，將于本月對美國進行的訪問的消息讓世界矚目共讓世界期待。中國改革開放 30 多年在取得的偉大成就的同時，所發生的變化正改變著世界的原有規則。如何順應這種變化并達到新的平衡，既挑戰中國的智慧，也挑戰美國與世界主要國家的智慧。在中美共同利益影響世界繁榮與和平的大環境下，中美應該攜起手來創新21世紀的中美友好關系。

21世紀，世界處在“多中心時代”和“價值網時代”

我清楚地記得一次與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的對話，面對中國的改革成就他感言到：“今天的中國，一切都令人震驚！”整個談話過程中，他只問了一個問題：“如果1976年就有了互聯網的話，尼克松總統訪華的機密就不存在了。互聯網的未來將會帶來什么樣的變化？”今天，在中美關系已經開啟了30多年合作關系的時刻，整個世界都知道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訪問美國。在“互聯網未來將會帶來什么樣的變化？”的時代，世界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對于世界的未來，美國將會是一個什么樣的角色？中國將會是一個什么樣的角色？中國會是什么樣的變化？ 這是全世界都在思考的問題。

《世界是平的》作者湯姆?弗里得曼他在書中說到，21世紀全球化的最大特點就是當今的世界正越來越“平坦”，世界各部分均互通互連，政治和經濟壁壘不斷降低，幾乎任何事情，都可在新技術的平臺上于瞬間布告于全世界。按照他的觀點，我們正生活在世界是平坦的經濟全球化時代。

在一次筆者與湯姆?弗里得曼先生的對話時，我說：“地球無論在物理上是圓的也好，世界無論在理念上是扁平的也好，我們談到只是一個距離的問題。在你談到平坦的、扁平的世界里面，我認為扁平不是完全平面的扁平，而是分層次的扁平。第一個層次是你所倡導的科技的層次、技術的層次；第二個層次是思想和生活變化的層次；第三個層次就是在科學技術和生活思想改變了以后，行動的一個層次。這是三個層次，也是三個階段。”

湯姆回答說：“今后世界的走向是什么樣的？我根本就無法預測。但是有一點我覺得還是可以確定的：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世界會變得平坦，事情變化的速度會非常的快，因此我們要做好準備，系緊安全帶。”

互聯網時代所帶來的變化絕非信息層面的變化。21世紀，世界處在“多中心時代”和“價值網時代”。作為一種結構方式和運行模式，21世紀不再是一兩個政治經濟國家主導的世紀，她是有多個中心為坐標的地平線；21世紀不再是線性鏈狀的政治經濟國家，她處于一個網狀的時代，每個地平線都息息相連。

21世紀具有科技創新、全球化和國與國之間的互相依賴等典型特征，但同時，人們也見證了恐怖主義、疾病、核武器擴散以及氣候變化。處理這些跨國威脅需要一種更強有力的國際合作。以上的觀察可謂顯而易見——我們每一天都生活在一個互聯網奇跡和跨國環境污染并存的世界中。然而，二戰后由主權國家為確立共同規則和體系而建立的國際組織已經不再能適應這些現實了。像世貿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在應對全球威脅和21世紀機遇的問題上已經遠遠落后了。

做負責任的主權國

我們知道，經濟全球化作為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新形式，大大突破了資源配置的界限，使資源配置由一國范圍擴展到國際范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積極地參與經濟全球化過程，就是期望本國資源或要素能在世界范圍內獲得最優配置；經濟全球化也確實為各國資源或要素配置的最優化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不容否認，經濟全球化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結果，是科學技術進步的結果，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演進的結果，是人類文明在經濟形式方面進步的重要表現。對經濟全球化只作以上這些和扁平化的理解，顯然是有局限性的。因為這些理解主要還只停留在生產力層面和資源配置層面的分析上。

既然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一種國際經濟現象，我們就不能只作生產力和經濟體制層面的分析，應該提出新的任務，要研究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部發展所蘊涵的國際生產關系的實質，要研究經濟全球化的國際經濟關系或國際生產關系性質。

記得在2006年3月，三位美國參議員科本、葛拉罕與舒默，就由他們提出的對中國商品征收27.5%懲罰性關稅的議案之事，進行了他們首次來華之后的第一次與非官方人士的對話。我有幸參加了這次不同尋常的對話。筆者就是那位被華盛頓郵報笠日報道的“一位身著藍色襯衫的學生則將矛頭指向參議員問道，這些支持懲罰性關稅法案的議員究竟有多少人曾到中國參訪過，許多美國人其實對中國的內部實況根本不了解”的中國青年。

三位美國參議員只是第一次到中國來，而且他們對中國乃至于中美關系的深刻理解還有待加強。我認為，只有加強中美雙方多層的了解，才有益于中美雙方乃至于世界長期友好和諧發展的基本戰略。第二天我便向《時代》周刊撰文表明觀點：如此的議案，如果通過，必將使得中國許多原來對美國懷有好感的年輕人，以及最支持提升中美關系的社會精英完全改變對美國的態度，為中美未來潛在的戰略合作埋下了憂患。三位議員先生說，看到你們如此的智慧，我們的頭發都豎起來了。我看到了你們的巨大潛力，你們是非常卓越的年輕人，世界是你們的。

美國參議員們在對中美經濟和全球化的國際經濟關系中應該可以觀察得到，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存在的三個并行但卻相悖的事實：第一，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世界范圍內市場經濟效率在不斷增長，但這種效率增長產生的“紅利”卻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進行著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的分配，效率與公平背道而馳。第二，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利益并沒有越來越走向“趨同”，而是越來越走向“兩極分化”。經濟全球化與經濟在全球范圍的兩極分化是并行的并且是嚴重對立的。第三，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人們往往強調全球經濟的所謂“一體化”、經濟利益的所謂“共同性”。

但在現實中，越來越多的國家意識到，世界經濟格局的急劇變化更加突出了國家的安全問題。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嚴峻挑戰，越來越多的國家把如何維護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問題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在推進經濟全球化的同時，突出維護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做負責任的主權國，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對這三個并行但卻相悖事實的深刻理解，必然進入國際經濟關系的研究層面。

我們需要建立21世紀的美中關系

2008年深秋的一個上午，在美國布魯金斯學學會舉辦的會議上，一位奧巴馬的資深中國問題顧問說道：美國新一任總統就職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和中國領導人處理好關系，只有如此，美國才能贏得中國的支持。的確，一個需要華盛頓直面的現實是，美國如今在幾乎任何一個領域，都無法忽視中國的存在和作用，中美關系也正進入一種真正的大國關系常態。而隨著美國國內政治氣氛的改變，以及全球合作的需要，美國的對華政策仍有向更理性、更建設性方向轉變的空間和動力。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兩國領導人橫跨太平洋的歷史性握手”標志著“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1979年中美建交和鄧小平先生成功訪美，揭開了中美關系的新篇章。自此，30多年來，中美關系在曲折中一直穩步前進。其間，中國幾代領導人對美國的政策都比較一致的，這對中美關系的良性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作用。而在此期間，美國歷經多位總統。用基辛格博士的話說：每一位總統入主白宮時都很希望了解中國，但是很可能又是從頭開始去了解中國，因為他們以前對中國的了解并不是很透徹。所以幾乎每一個新總統都要重新審視對中國的政策。

縱觀歷史，近期的中美關系應該是處在歷史上較好的階段，這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中國領導人對中美關系持久的看法和觀點。從長遠和戰略的角度來看，美國的基本利益跟中國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中美兩國是有著重要利益互動和戰略需求的國家。對此，美國領導人也逐漸有清晰的認識。從中美雙方在防治禽流感的合作到日前美方加強太空合作的提議，到今天中國參與美國金融危機的全球性合作，都表明了中美兩國合作領域的廣泛與豐富。事實上，中國已經不再是第二流的經濟體。美國從政治人物到公眾都必須明白這一點。中國大量、持續購買美國政府公債，已經是美國經濟穩定的一個重大支撐。在世界事務上，中國的關注已經不容美國忽視。

作為當今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兩個大國，中美利益是一體的，美國不能選擇對立，中國也不能選擇對立，中美需要建立21世紀的雙邊關系，中美的巨大合作空間更有益于全球利益。 但是，如何加強中美的溝通和了解，建立起有利于雙邊和世界和諧發展的中美關系，始終是中美面臨的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我的老師約翰?桑頓教授告訴我們：“中國的崛起是21世紀最重要的事情，這是你們的使命。在外國人面前，每個中國人都是中國的大使。”如果說20世紀是屬于美國的時代，那么21世紀將毫無疑問是中國的時代，中國的崛起是當今世界發生的最重要的事。誰先能更好地了解中國，誰就掌握了參與和推動歷史的資本。因此，中國和美國需要攜起手來做幾件具有前瞻性、以科技為導向、以環保為導向、以節能為導向的大事。此外，兩國進行積極的合作，就是要提高普通人對對方國家的了解和認識。我們相信，隨著科技的進步和兩個國家的進步，兩國的關系是一定會改善的，會變成戰略性、前瞻性和創新性的關系。因此，我們需要建立21世紀的美中關系。

尋找21世紀的新思維與可持續性發展

在21世紀，我們需要尋求中美關系與發展的新思維，更需要尋求世界可持續發展。在清華大學，前常務副校長、國家能源實驗室主任何健坤教授認為，中國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所采取的國家投資與資源發展的方式，應該采取多方合作與南南合作的方式進行；人文學院院長李強教授認為，探討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國家領導人首先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在目前國際形勢風云變幻、紛繁復雜、并不清晰的情況下，如何找準中國與合作國家的共同利益至關重要；交通專家張毅和姚丹亞教授認為，目前中國投資亞、非、拉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首先應該考慮的是交通工具，而不是路；從經濟金融學思考，朱武祥教授思考的問題則是中國在購買美國國債和外匯充足的情況下，首先應該考慮的是國中國未來城鎮化、工業現代化所需要的糧食與鋼鐵。

在麻省理工學院，我問了導師彼得?普度教授一個問題：你認為21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什么？他說是環境。他準備用十年的時間撰寫一本《中國環境史》的書。毫無疑問，中國的環境問題成了這位一輩子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心中最重的研究方向。

是啊，如果你站在整個全球的任何一個視野的坐標來看世界，平衡“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是我們重要的地平線。但是，如何從全球范圍來做到這一點？包括在印度、中國、非洲，都是關系到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大問題。如果從整體來看，我們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那些最富有、最發達的國家，實際上是應該做出更大貢獻的，不是為他們自己，而是對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但是目前大部分這些更富裕、更發達的國家，包括美國在內，沒有做出一個好的表率，并且沒有考慮到這方面的問題，而且現實情況就是，基本上只會關注自己國內的一些問題，不會太關心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情況，這是美國的一個情況。從中國立場來看，當然也要從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系來看，也是一個公平的方式出發，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保證中國的穩定，包括保證中國的平等的話，必須要保持經濟發展的相對高速，才能夠實現國內的平等和穩定。從這個方面來講，中國在環保方面的貢獻必須要結合這個背景來考慮，因為中國必須要保持一個相對高的經濟發展速度。就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在中國還可以聽到很多人說，需要實現一個平衡，要保持均衡發展。

眾所周知，由美國引發的前所未有的全球范圍金融危機中，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雖然中國有著巨大的潛力和內需市場，經濟不可能出現崩潰現象，但必須意識到風險的存在。同時，此次美國金融危機也將帶給中國新的發展機遇。此次美國金融危機將導致的未來世界貨幣體系和金融體系的重大變化，必將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面對美國經濟刺激計劃的實施，全球的供求關系必將發生變化，中美兩國的決策者需要充分發揮大智慧，在共同調整貿易失衡、促進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解決經濟問題必須要解決的社會問題等方面，為全球經濟做出貢獻。

21世紀是已經開啟的歷史進程。中國目前面臨三大挑戰，而要應對這三大挑戰，并應具備兩大戰略。中國面臨的三大挑戰，第一個挑戰是“資源”，比如說能源等方面這種資源。因為現在中國的發展實際上在很多方面都在推動能源等資源的需求。第二個挑戰是“環境”方面的挑戰。第三個方面的挑戰是“社會和經濟協調發展”的挑戰。這三個挑戰都是包括從國內方面以及國際方面中國所面臨的一系列挑戰問題。

中國的兩大戰略第一個戰略是“新思維方式”，第二個戰略是“可持續性發展”。這個新思維是指杜絕那種舊式的冷戰思維的方式，要接受那些新的有創新性的，以創新性的方式來接受新的想法，以便來應對我們上面所說的三大挑戰。這兩大戰略還有兩大關鍵要素，第一個是“系統性的改良”。第二個就是“人力資源”。第一個系統性的改良是指中國內部體制的改革。人力資源是指對人才進行最優的配置。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大國的崛起往往不是一個順利的過程，在崛起的過程中都會引起一些沖突或者爭端。中國在這個方面希望擺脫這個歷史的怪圈，找到自己最好的發展道路。

今天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推向了世界最為核心的位置。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的經濟發展為世界經濟做出了貢獻帶來了希望。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能否將國有企業紅利制度用于社保體系建設，進一步加大社保力度，并且進行資源要素價格的改革，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是中國經濟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但是需要認識到，任何制度層面上的調整都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和基本現實出發，這也就決定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將是“戰略機遇期”的漸進過程。

（作者：劉衛平 麻省理工學院訪問學者 編輯：陳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