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足球而導致騷亂或戰爭的先例并非沒有。1969年6月，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舉行世界杯足球預選賽，比賽中雙方球迷發生沖突，賽后兩國互相指責并于6月26日斷交，最終演變成7月14到21日的大規模戰爭和血腥的僑民相互迫害。正如許多評論家所言，那場“足球戰爭”的背后，是兩國間緊張的關系和一觸即發的矛盾，即便沒有那場球賽，他們也會因其它原因大打出手。

埃及的2月1日塞得港球迷騷亂最終演變成導致數百人傷亡、席卷多個主要城市的大規模騷亂和暴力，原因也正在于“非足球因素”，在于隱藏在球迷組織對抗背后的、“后穆巴拉克時代”的族群撕裂、“街頭政治”慣性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操縱。

號稱“埃及曼聯”的阿赫利隊不僅是埃及球迷人數最多的“大眾俱樂部”，其激進球迷團體ltras更在去年倒穆巴拉克示威中發揮重要作用，是沖擊警方的急先鋒，球迷群體在近來的騷亂中常常扮演動手的急先鋒。在去年和今年的大規模騷亂中，阿赫利隊和同城的扎馬萊克隊球迷團體攜手出擊，在一起追打警察。

而此次他們做客塞得港，對手塞得港埃及人隊的注冊球迷中，就赫然有穆巴拉克的兩個兒子賈邁勒和阿拉阿。兩隊球迷以往就水火不容，穆巴拉克垮臺后，以“革命功臣”自居的客隊動輒將對手斥為“穆巴拉克殘渣余孽”百般嘲諷，加上在聯賽中勢如破竹，多輪保持不敗，令主隊球迷郁悶不已。

然而此次阿赫利隊做客塞得港，卻意外輸了個1:3，揚眉吐氣的主隊球迷和氣急敗壞的客隊球迷情緒登時達到沸點，從反唇相譏到大打出手，從看臺一直打到球場，因球場管理疏忽而被雙方帶入場地的棍棒、玻璃瓶、石塊和刀具，便成了行兇的利器。

球場暴力發生后，阿赫利隊和扎馬萊克隊球迷竭力將球場騷亂解讀為“穆巴拉克派操縱的軍事屠殺”，并拒絕承認系“體育意外”，目的一是將自己神圣化、無罪化，二是將對手妖魔化、罪惡化，而對方球迷則同樣掀起街頭反示威，目的自然是用同樣的“街頭政治語言”高呼“我們也是革命的，阿赫利隊球迷在污蔑”。最終，球迷騷亂演變成社會騷亂，“憤怒日”之類人們耳熟能詳的詞匯再度出現，角逐的“主戰場”也從球場變成了開羅、蘇伊士等大城市的街頭，和人們再熟悉不過的解放廣場、開羅警察總部大樓等。

阿赫利隊球迷和許多反對派人士指責警方要么和塞得港埃及人隊球迷同流合污，要么玩忽職守縱容暴力蔓延不加干預，他們高呼著“軍方須負全責”、“打倒坦塔維”的口號，再次沖擊解放廣場和警察總部，而更多社會人士則指出，穆巴拉克時代結束后示威者和某些政治團體逢事便抨擊軍警“濫權”，令軍警在看到騷亂苗頭后也不敢動手制止，惟恐惹火燒身，導致犯罪率上升。

1年來首都開羅盜竊、尤其汽車盜竊案犯罪率提高，據中東通訊社報道，過去一周內埃及發生5起武裝搶劫銀行事件，包括2月1日當天早些時候對開羅匯款公司的武裝襲擊。此次塞得港球迷騷亂中，現場警力并不算少，卻眼睜睜看著雙方球迷把器械帶上看臺，又長時間坐視打斗而不理，究竟是“縱容”還是“怕擔責任”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警方表明他們無力維護治安和社會安全、安定。在開羅的又一次“革命”中，大多數市民冷眼旁觀，經過近一年零打碎敲的折騰，埃及人已經開始厭倦這種沒完沒了的混亂，他們希望的是穩定。

埃及一次又一次的“新革命”，背后總是站著希望借機撈一把的政治勢力。

一直在解放廣場抗議，抵制了立法選舉并逐步被政治活動邊緣化的“青年革命同盟”試圖利用這次騷亂，他們呼吁周五再次舉行“憤怒日”，試圖把被選舉吸引過去的注意力重新吸引到廣場上來；兄弟會所屬政黨——自由與正義黨議員伊薩姆.艾爾-埃里安稱騷亂是“穆巴拉克支持者所策劃”，并要求內政部長和安全官員辭職，自由黨國會議員哈姆扎維也隨聲附和，并稱“安全部隊和政府在哪里”。

而軍方則一方面懲辦幾個直接當事人，一方面推諉責任，把一切歸咎于“保安設備不足”和“破壞者搗亂”。各反對派的訴求當然不盡一致，如兄弟會更多直接指責“穆巴拉克分子”而非軍方，因為他們和軍方分享權力，是既得利益者，但他們也和其它一起指責軍方“想報復革命和保持國家腐敗”，讓本黨的議員在議會發表諸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已喪失合法性”之類刺激性言論，目的是測試軍方的容忍底線，力求更多的政治實空。看來他們至少希望把內政部長穆罕默德.易卜拉欣送上法庭。

正如《洛杉磯時報》所言，球迷騷亂的“幕后黑手”是誰，甚至有沒有都不重要，反正在這個國家里如今陰謀論甚囂塵上，誰也不知道埃及今后將怎樣發展，自由派作家雅思曼·艾爾-拉什迪認為，示威者利用球場騷亂大做文章也許反倒幫了軍方的大忙，因為軍方一直試圖說服埃及民眾，埃及需要“一只堅定的手”來結束無政府狀態，如今的混亂會讓很多埃及人相信，軍方說的是對的。而英國媒體則認為，不管起因是什么，騷亂和沖突本身都會損害軍方形象，因為這表明他們根本無力維護埃及的治安和秩序。

（來源：中國日報網 中國日報網 特約評論員 陶短房 編輯：蔡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