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矛盾：企業留人“有心無力” 　農民工進城“欲留還走”

記者調查發現，“新工荒”背后，集中暴露出兩對主要矛盾：企業利潤處于下降通道，員工工資的增長訴求處于上升通道，前者無法滿足后者；作為城市常住人口的進城務工人員渴望獲得市民身份，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資源，而“半截子”城市化下的城市“新二元結構”，阻礙了這一訴求的實現。

眼下，東部地區一些企業可謂“內外交困”：外部，歐債危機蔓延，全球經濟復蘇進程緩慢，帶來出口大幅下降；而本幣升值又進一步侵蝕了有限的利潤空間；內部，各種成本上升，企業贏利能力下降，已無法滿足工人對工資剛性增長的需求。一些議價能力弱的企業陷入“招工不足——開工不足——效益下降——無力招工”的惡性循環。

上海明天紡織制衣公司總經理徐仁明告訴記者，他在上海寶山和蘇北泗洪辦了兩家制衣廠。由于原材料、土地、資金等成本大幅上漲，加上國外市場不景氣，企業利潤率逐年下降。一年2000萬美元的銷售額，但利潤只有300萬元人民幣。為招工，公司不斷提高待遇。目前寶山工廠的一線工人工資已增加到每月3000元左右，還管吃住，社保也和當地接軌。“在目前的贏利水平下，這個薪酬水平短期內已到臨界點，再也漲不動了。”因為招工不足，企業的產能只發揮了70％－80％。

收入增加了嗎？農民工自己卻有著另一本賬。老家在廣西桂林的盧巧英，和丈夫兩人在上海浦東航頭鎮的一家養豬場打工，夫妻倆年收入合計有5萬元左右。她說，收入每年都增長，但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買什么東西都貴”。今年她和丈夫準備去福建。

調查顯示，40％的被訪農民工去年的收入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但是48.5％的農民工收入沒有變化，11．5％的人收入減少。收入增加的人中，28.5％的人收入增幅在5％以內，即低于CPI漲幅。也就是說，有約七成的農民工去年實際收入下降了。有43.5％的農民工表示“經濟壓力非常大”。

“其實不想走，其實我想留。”記者和許多農民工朋友交流時，都能聽到這般心聲，“回老家，我們是城里人；進了城，我們又是農民工。”進城卻難以“融城”。

老家在安徽亳州蒙城農村的戴斗斗今年24歲，在長三角一家電子產品企業務工。他說，來上海打工，是因為覺得“機會更多，發展空間比較大”，去年收入增加了20％，但是單位沒有和他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為他繳納養老、工傷、醫療等保險。“這樣的條件，怎么可能在城市長期生活？”

記者采訪還發現，有一些崗位相對較好、收入相對較高的農民工，有能力在城市賺錢養家，但因為子女教育、戶籍等方面遭遇的種種門檻，很難真正成為“城里人”。

文軍認為，一部分農民工可說是“勞動力移民”，以在城市定居為目的。據他的調查，有25％的農民工的收入能夠在城市生活，但是“新二元結構”使得他們無法真正扎根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