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這種強烈的反對相反，周恩來總理（1998-1976）當時正在非洲訪問，聽到法國承認中國政府的消息時，周總理在蘇丹用法語向法國大使問候“您好，您好，挺好吧”，也想起了他20年代在法國留學的情況。

然而，如果完全把戴高樂的決定歸之于政治的話，戴高樂主義的一個基礎性組成部分便被忽略了。戴高樂把中國視為一種文明，他考慮到了一個更為本質的現實，超越了人們習以為常的地理政治上的算計。對他而言，法國政局不得不與另一個外國政府共事協作，但更重要的是，他想讓古老的法國與更為遠古中國文明聯系起來。

戴高樂非常重視持久性，喚起了一種“永恒中國”的理念，中國“也意識到了這種持久性，并為之自豪”。坦白地講，戴高樂與亞洲的最重要的聯接以及有關中國信息最重要的來源之一不是一位外交家，也不是一位商人，而是一位強大的作家，這位作家長期效力于法國總統，是法國第一任文化事務部長（1959-1969）。

安德烈·馬爾羅（1901-1976）是一個書生報國的化身，20世紀重大危機的評論者與演劇人，同時兼有百科全書式的淵博，通過旅行體驗了世界的多樣性。22歲時，他探尋了高棉文化，對亞洲的轉變一生都非常好奇，并且密切關注中國的蛻變。在馬爾羅寫的《人類的命運》這部以上海為故事背景的小說中，他的主角之一慘遭殺害，原因是他攻擊國民黨領袖蔣介石（1887-1975）失敗了。

在戴高樂眼中，馬爾羅不只是法國政府的一位成員，正如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馬爾羅也是自己“出色的朋友，熱切關注著不同尋常的命運”。馬爾羅與中華文明元素的智力對話和戴高樂對持久文明的偏愛相互影響，一拍即合。

1965年，戴高樂派馬爾羅作為自己的私人使節訪問中國。這也是他40年后第二次來到中國。在北京，他與陳毅（1901-1972）進行了會談，陳毅當時是外交部長，曾經是新四軍的軍長以及新中國首任上海市市長，同時還與周恩來與毛澤東進行了會談。像周恩來與鄧小平（1904-1997）一樣，陳毅一戰之后也在法國度過了一段時間，這些插曲對部分中國領導與法國精英之間相互產生一定的親切感是有利的。

馬爾羅在自己的《反回憶錄》（1967）中記錄了談話內容，在這部史詩般的敘述作品中，作者認為歷史力量在多大程度上塑造杰出人物，杰出人物就在多大程度上制造人類歷史。

馬爾羅把毛澤東想象為“青銅皇帝”，以一種先知的口吻宣稱，“300年的歐洲活力正在衰落，而中國時代已經開始”。馬爾羅還把下面有趣的話歸在“青銅皇帝”的名下，“我很孤獨……只有一些遙遠的朋友：請代我向戴高樂將軍問好。”

戴高樂與毛澤東從未謀面，但馬爾羅注意到兩人都有一種離奇的“內在孤獨感”。在基辛格寫的《白宮歲月》中，他認為戴高樂與毛澤東在性格上有相似性。在談及毛澤東時，他寫道，“除了戴高樂以外，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像他一樣意志堅強純粹的人。”

馬爾羅不但影響了戴高樂對中國的看法，而且對美國總統尼克松走近北京的方式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之前，他邀請了這位當時71歲高齡的法國作家來到白宮。尼克松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又問馬爾羅毛澤東之后會是什么。他答道，‘就像毛澤東所言，他后繼無人’。他這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偉大的領袖，如丘吉爾、甘地、戴高樂，是由具有創傷性的歷史事件造就的，但這類事件在世界上不會重演了。”

在與媒體頗有戲劇性的對話中，戴高樂不斷提及過去的根源是他思考的營養。他不無夸張地宣稱中國“比歷史還要古老”，通過挑戰有記錄的人類記憶的極限，戴高樂出奇地培養了一種洞察現在的能力。他真誠而又不乏同情地提醒聽眾：中國在過去一百多年中經歷的適應現代性的痛苦以及中國對不得不承受西方帝國主義壓迫時的屈辱情懷。

作為反對納粹主義的英雄，戴高樂為自己國家的獨立而奮戰；作為殖民地自治化的主要倡行者之一，戴高樂捍衛了其它國家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