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喬舒亞·庫珀·雷默是約翰·桑頓辦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和清華大學教授。雷默的咨詢工作集中于政治、經濟和商業領域，重點放在中國。拉莫以前擔任過美國時代公司編輯。他在1996年加入《時代》雜志并成為該雜志最年輕的助理執行主編和外事版主編，負責《時代》雜志的國際報道。雷默還擔任過CNN電視臺國際問題分析家。
他是美國外交委員會成員、阿斯彭學會榮譽會員、美中年輕領導人論壇兩發起人之一以及世界經濟論壇明天的全球領導人會議成員。喬舒亞還是一位出色的特技飛行員，是兩項美國飛行速度記錄的保持者。他一部分時間在北京度過，一部分時間在美國度過。
第一部分 北京共識：論中國實力的新物理學
序言：新方法
見到丹麥科學家第谷，大多數人首先會注意到他的金屬鼻尖，那是為了掩蓋他在一次決斗中所受的傷而花了很多錢裝上的假鼻尖。用佩劍決斗在15世紀的德國大學里是很流行的。但第谷的銀鼻子也是一種象征。他是擅長在那些據認為解釋世界如何運行的理論中找出漏洞的人。例如，他研究他那個時代最優秀的科學家對行星在某一天的確切位置所作的預測。他多次發現這些預測都不準確。天空中出現了有趣的事情：火星似乎在軌道上向后移動、彗星穿過據認為應當是行星所在的天穹、月亮跳過了早就預測到要發生的日食。這是因為第谷時代的理論是建立在對遙遠天體進行的很不完善的偶然觀察的基礎之上的。這些理論可以很出色地預測星體前些天夜晚的運動——相當于預測昨天天氣的預報。因此，第谷把他一生中大部分時間花在對行星運動的研究。他每晚觀察行星、星體和天空中的其它物體，非常精確地詳細記錄這些星體的位置變化。他在1572年和1577年所進行的兩次觀察改變了天文學理論。第一次他發現一顆仙后座新星，第二次他觀察一顆彗星的移動軌跡。這兩個天體無可爭議地比月亮高得多，這一事實證明天空并不象亞里斯多德等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永遠是以地球為中心進行劃分的。
此外，他還得出結論，如果彗星是在天穹，那么它們肯定要在天穹移動。這就打破了以前認為行星在無形的天空中運行的觀念。伽利略、開普勒等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根據第谷的觀察開創了全新的天文學理論。第谷的思想改變了一切。他的思想可以總結為一句話：如果你要了解天空是如何運行的，你就應當更加關心天體是如何移動的，而不只是關心它們的最終歸宿。
人們往往會考慮中國在20年后可能會變成什么樣。它會成為充滿民族主義仇恨的國家嗎？或者成為一個富裕、超大型的新加坡，一個只是在會議室表現得好戰的國家？大多數中國以外的政策規劃者的共同看法是，20年后中國將成為一個“旗鼓相當”的強國，在經濟實力以及可能在軍事實力上直逼美國。因此，這種理論認為，今后20年必須作出努力，要么跟中國密切接觸以影響它的崛起方向，要么努力遏制中國使它不能獲得超過目前全球實力處于領先地位的國家的實力。但是，事實是，誰也不知道中國在20年后可能會變成什么樣。
這種想法多少有些幫助，但卻不能成為理論的根據。它完全忽略了最重要的事實：中國的崛起已經通過引進發展和實力的新概念而改變國際秩序。使決策者認為中國在20年后會成為一個問題的因素，其實并非中國日益增強的實力的基本組成部分。根據它擁有多少艘****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等陳舊的規則來評估中國的實力，會導致極大的錯誤估計。中國正在成為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不對稱超級大國，一個有史以來最少依賴顯示實力的傳統手段的國家，它以驚人的榜樣力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國影響作為顯示實力的主要手段。
中國目前正在發生的情況，不只是中國的模式，而且已經開始在經濟、社會以及政治方面改變整個國際發展格局。一方面，美國正在推行旨在保護美國利益的單邊主義政策，另一方面，中國正在國際事務的許多領域調動削弱美國影響的資源，營造將使美國更難采取霸權行徑的環境。現在不是判斷中國崛起是好是壞的時刻。我希望把如何對待中國崛起的討論留給有關接觸/遏制的激烈的意識形態辯論，盡管我馬上就要說明就中國而言為什么諸如接觸和遏制等觀念已經是過時的陳舊觀念。
我在本文中想要做的只是概述中國新實力基礎的大概情況，進一步證實，如果從綜合國力的角度來衡量，中國在許多重要領域已經是美國的對手。我還要簡單地談一談這一方法的潛在含義，如果允許繼續下去的話。從全球社會的角度來看，到處疏導交通、檢查警報器和抓捕壞蛋的人被稱作警察。對其它所有的事情都要操心的人被稱作市長。
中國的發展正在使它發生變化，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國的新思想在國外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國家在有一個強大重心的世界上保護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選擇。這些國家不僅在設法弄清如何發展自己的國家，而且還想知道如何與國際秩序接軌，同時使它們能夠真正實現獨立。我把這種新的動力和發展物理學稱為“北京共識”。它取代了廣受懷疑的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是一種經濟理論，它認為華盛頓最清楚如何告訴別國管理自己，這種理論曾在20世紀90年代風靡一時。華盛頓共識是一種傲慢的歷史終結的標志。它使全球各地的經濟受到一系列的破壞，使人們產生反感。
中國的新發展方針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質量增長的愿望推動的。嚴格地講，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貿易這樣的傳統思想。它有足夠的靈活性，它幾乎不能成為一種理論。它不相信對每一個問題都采取統一的解決辦法。它的定義是銳意創新和試驗，積極地捍衛國家邊界和利益，越來越深思熟慮地積累不對稱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講求實際，又是意識形態，它反映了幾乎不區別理論與實踐的中國古代哲學觀。北京共識從結構上說無疑是鄧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與他的務實思想密切相關，即實現現代化的最佳途徑是“摸著石頭過河”，而不是試圖采取休克療法，實現大躍進。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個變化如此之快，以致于沒有多少人，甚至本國人都趕不上形勢的社會的產物，它也是由這樣一個社會決定的。求變、求新和創新是這種共識中體現實力的基本措辭，在中國的報刊文章、吃飯聊天和政策辯論中像禱告一樣反復出現。
本文中反映的大部分思想曾在亞洲經濟危機之后在中國的智囊團和政府研究中心討論，但只是過去12個月才開始實施。我對這個進程的分析基于與中國大學、智囊團和政府的著名思想家的一百多次非正式的討論。
北京共識既涉及經濟變化，也涉及社會變化。它是利用經濟學和統治權改善社會，這是在由華盛頓共識推動的90年代未能達到的原先的發展經濟學的目標。當然，中國的發展和富強道路不能由任何其他國家照搬。它仍然充滿矛盾、緊張和陷阱。然而中國崛起的許多因素引起了發展中世界的興趣。其中一些的根源是中國的商業影響日益擴大，但是，另一些表明新的中國物理學的精神有吸引力。這有兩個重要的影響。首先，不管中國的改革成功與否，北京共識都已經引出一系列的新思想，這些思想與來自華盛頓的思想截然不同。
第二，適用于發展的北京共識的出現標志著中國的一大變化，一個易受外部因素影響的不成熟改革進程已經轉變成一個自我實現的改革進程，它像連鎖反應一樣進行，更多地由內部動力決定，而不是靠外國因素推動，例如加入世貿組織、核不擴散規則、甚至大規模的病毒性流行病。中國現在正總結自己的經驗，開始寫自己的書。這些經驗把中國的思維與從其他地方的全球化文化失敗中吸取的教訓融合在一起。世界其他國家開始讀這本書。
北京共識與此前的華盛頓共識一樣，含有許多不涉及經濟學的思想。這些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質量和全球力量對比。這個模式必定使中國及其追隨者與現有的發展思想和強權需要形成對立。正如印度經濟學家賈揚塔·羅伊所說：“我高興地看到一個發展中國家有希望在相當短的時間里超過這些巨人。”或者，正如對中國思維的一份概要所解釋的那樣：“當今世界面臨一些嚴重的問題，例如南北鴻溝擴大、環境惡化、國際恐怖活動和國際毒品走私。應該加快從強權政治向道義政治的轉變。”如果美國仍然不能真正地解決這些問題，那只會加快對北京共識的接受。中國領導人把今后20年稱為“重要的戰略機遇期”。這并不是說中國政府已經制訂了挑戰美國霸權地位的某種總計劃，并且在利用這種意識形態理論巧妙地實現這種力量轉移。事實上，許多中國領導人現在認為，中國最需要的是“和平崛起”。但是，甚至這一點都將需要國際力量物理學的變化。這種變化正在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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