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某學院的葛學濤致信本報說：“很多同學選擇付費雇用‘校園專業代課族’上課，學校里逃課、代課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那么，現在高校學生逃課現象到底有多嚴重？雇人代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帶著一系列問題，筆者走訪了北京、武漢等地的幾所高校。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師生“逃課”拉鋸戰
“老師不是每堂課都點名，大課人又比較多，即使點名我也可以在點到我之前趕到教室”，發現這一點之后，李江宿舍里的4個人便開始輪流上課，一次一個代表，一逢點名立刻手機短信示警，即使沒趕上，也可以輕易到老師那里將“逃課”記錄改掉，“頂多也就是個遲到吧”。“輪課法”在李江班里正在被“大規模”地使用。
學生聰明，老師也不笨。
這不，使這招的人太多，全班到課人數幾乎只有四分之一，老師又點名了。
因為有人點完名就溜，老師便從上課時點一次名變成上課下課各點一次。再后來，老師也搞“游擊戰”突襲，誰也料不到他會啥時候點名，短信待命的同學常常被“點”得措手不及。
針對有人在點名時替人答“到”的現象，老師就布置隨堂作業，作業也有替的？好吧，北京某高校大一新生徐燕（化名）的老師想了個新招，先點總人數，算出缺席幾個再點名，一定要把這幾個人給揪出來。
據徐燕描述，隔壁班還有個“更厲害的老師”，帶來自備的紙張讓學生課堂答題，現場人手一張，讓“義薄云天”的代筆同學無“紙”可施。
雇人上課催生“校園代理” 25元代課一節
你來我往，學生應付老師的手段還在不斷升級。老師的“高招兒”催生了代人上課的“生意”。
“這確實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一個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同學證實，學校里雇人代課已不是一個兩個，現在逃課者和代課者之間并不直接聯系，出現了專門的代理為其牽線，根據所代課難度不同和代課者水平高低，收取10至15元代課費，若需要記筆記等“增值服務”，則漲價至25元一節課。
筆者隨機搜索了北京、上海、武漢等地的6個高校論壇上面近期發布的“替人代課”廣告帖，3月31日的一個帖子中，代課價格低至4元一節課。
小趙就是一個“出勤代課人”，她使了個神秘的眼色，從書包里掏出一張“特殊”課表，上面密密麻麻記載了她本周要聽的課程，包括微積分、計量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新聞采訪學等等。
除了周四下午，這個北京某市屬高校大二學生的其他時間全部被各種課程排滿了。“不過就是替人答到，或者復制一下老師的電子講義，很容易就可以賺到一些零花錢”，小趙對這份兼職很滿意。
小趙甚至不是“個體戶”，在她的描述中，筆者發現小趙有個“集體作戰”的小圈子，一個叫做“晨光服務”的由代課者組成的小團體，大家平時通過QQ群發消息聯系，萬一課程的時間重了可以“互相幫忙”。
在“晨光服務”的博客主頁上可以看到，這是一個自稱以“用我們的服務，換來你們的微笑”為宗旨的團體，主要服務就是溝通大學生代課信息，組織學生代課。
小趙并不愿意多說，只是強調有一個群體比較方便共享信息。這樣一來，她的業務范圍不再僅限于自己學校，“很多重點大學的學生會找我們幫忙代上公選課”。
專家認為逃課其實也是一種選課
代人上課成了某些學生“勤工助學”的項目，他們的市場究竟有多大呢？
今年年初，一所大學發布的《2006級新生思想狀況調查報告》顯示，該校32.8％的新生逃過課，逃課原因集中于“有其他事情要做”和“對課程不感興趣”。
而在采訪中筆者發現，沒有學生把逃課當成錯事，其中也包括從來不逃課的學生。
“難道你沒有聽說過‘必修課選逃，選修課必逃’嗎？”剛剛升入大學的徐燕請教遠在美國的表哥，表哥給她的忠告是“一定要干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情”。
表哥是徐燕從小學習的榜樣，最近，這個畢業于華東師大的文科生因為網絡安全方面的特長跳槽到美國做了工程師。在他的經驗里，大學那些課程無所謂，一定要找到自己感興趣的事情，并在這方面投入精力。
“逃課現象的成因很復雜”，中央教科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程方平說，“確實比較普遍，從原因來看，一種是傳統意義上的不愛學習，一種是學生對老師和課程不滿意。如果是后者，逃課其實也是一種選課”。
清華大學的老教授何兆武先生曾描述過“逃課、湊學分”的日子：“喜歡的課可以隨便去聽，不喜歡的也可以不去。比如政治系主任張奚若先生，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史兩門課我沒有選，不參加考試，也不算學分，可我都從頭到尾聽下來，非常受啟發，乃至于現在我的專業也變成思想史了。”
學校管理手段之惑
張偉（化名）老師正在小趙就讀的大學任教，在這個九三級大學生眼里，現在學校的硬件條件越來越好，學生的空間卻似乎越來越少了。
張偉記憶中的大學生活“壓力可沒這么大”，有很多自由時間泡圖書館、干自己的事情，而他的學生“隨著越來越重的修學分任務，幾乎逃不了了”。
學分制的本意在于靈活地培養人才，張偉并不贊成學校靠“出勤率”來搞學風建設，他認為這種治標不治本的硬制度搞得學生“毫無自由”。
可是，學生逃課都去干什么了呢，張偉也覺得很難打包票，可能不乏真正有人在玩、在混，甚至雇人代課，“不像我們當年，一般去聽聽講座去圖書館看看書”。
“很多學生可能并沒有自己的規劃，只是出于簡單的好惡來逃課。”程方平也表示擔憂。
作為恢復高考后第一屆大學生，程方平說，在他的印象中根本沒有人逃課，“過去本科也還有很多名教授在上課”。曾經遇到不喜歡的課，但因為當時考試要求比較高，程方平還是去聽了。“聽了以后才發現老師也挺下功夫的，最后也是我感覺比較好的一門課”。
對于逃課，程方平認為不管肯定不行，關鍵在于怎么管。
筆者再次登錄相關學校論壇時發現，代課廣告已經銷聲匿跡，“晨光服務”的網絡空間顯示“被限制訪問或刪除”，小趙也因“學校現在查得很嚴”拒絕了再次聯系。
為了治理逃課，小趙的學校出了新招。從3月開始，教室里每張桌子的中上方都漆上了一個小小的編號。
編號制度規定每個學生都擁有一個固定的編號，第一次上課就確定下來，沒有經過申請不能隨便更換位置，老師根據固定位置來點名。“這真是在所難逃”，接受采訪的學生說。
劉小剛（化名）的學校也類似，除了老師點名，還有督導巡檢。
即便這樣，他依然代一個師姐上了一節課，開始他還有些擔心，一個男生怎么能給女生代課呢？“完全是形式主義！”他后來才發現，督導“只點人頭不點人”，根本不會發現。
“這種管理太機械化了。”程方平不假思索地表示，學生一出錯就懲罰學生是不對的。大學應該有這樣一種機制，讓學生有渠道針對教學提出問題。管理應該更人性化，比如廣州醫學院，通過網上平臺讓學生對老師進行教學反饋，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實習生 余方靜 江江）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