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英語世界》2012年第2期）

文/林少華

梁實秋本打算用20年譯完《莎士比亞全集》，而實際上用了30年。譯后朋友們為他舉行“慶功會”，他在會上發表演講：要譯《莎士比亞全集》，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必須不是學者，若是學者就搞研究去了；二是必須不是天才，若是天才就搞創作去了；三是必須活得相當久。“很僥幸，這三個條件我都具備。”作為我，當然不能同梁實秋相比，但他說的這三個條件，我想我也大體具備。我不是像樣的學者，更不是天才。即使同作為本職工作的教書匠相比，最為人知曉的也仍是翻譯匠。所以今天也只能作為翻譯匠來幾句老生常談。

諸位知道，翻譯這東西本來就是相當不好說的東西，而作為譯者說自己的翻譯就更不好說。往好里說吧，人家會說你老王頭賣瓜自賣自夸，不懂謙虛是美德；往糟里說吧，自己又不甘心，也未必公平。總之左右為難。但如果不說自己，泛泛而論，其實又十分好說。比如董橋。最近偶然翻閱他的一本名叫《鄉愁的理念》的小書，里面談到翻譯，談得極俏皮：“下等譯匠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給原文壓得扁扁的，只好忍氣吞聲；高等譯手是‘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后’，跟原文平起平坐，談情說愛，毫無顧忌。”還有一段說得頗有情色之嫌，我都不好意思引用，他是這么說的：“好的翻譯，是男歡女愛，如魚得水，一拍即合。讀起來像中文，像人話，順極了。壞的翻譯，是同床異夢，人家無動于衷，自己欲罷不能，最后只好‘進行強奸’……讀起來像鬼話，既褻瀆了外文也褻瀆了中文。”文藝復興時期西方意大利也有異曲同工的說法：“翻譯如女人，漂亮的不貞潔，貞潔的不漂亮。”言外之意，理想的翻譯就是要既貞潔又漂亮。以上面董橋的話說，就是要跟原文談情說愛平起平坐，進而男歡女愛如魚得水。如果換成錢鍾書，只一個字：化！他說：“文學翻譯的最高標準是‘化’。”古今中外，關于翻譯的言說不可謂不多，但相比之下，我還是最欣賞錢老先生這個“化”字。即使嚴復的“信達雅”三個字，也可用此“化”字化而為一。而翻譯的所有問題，依我愚見，也都出在這個“化”字上面。就是說沒有“化”好——或“忍氣吞聲”，或“同床異夢”，或貞潔與漂亮兩相叛離，非此即彼。

與此同時，關于翻譯的所有爭論也都幾乎離不開這個“化”字。如貞潔與漂亮、意譯與直譯、神似與形似、歸化與異化、等值與超越、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語體忠實與審美忠實等，不一而足。

“化”得最好的，英文漢譯我雖然不太熟悉，但至少王佐良先生譯的培根讀書名言算是其一：“讀書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長才。其怡情也，最見于獨處幽居之時；其傅彩也，最見于高談闊論之中；其長才也，最見于處世判事之際。”英漢之間，妙而化之，天衣無縫。漢譯法國文學，翻譯家羅新璋先生最服傅雷。他舉傅譯《約翰·克里斯朵夫》開頭一句為例：“Le grondement du fleuve monte derrière la maison”直譯為“大江的轟隆轟隆聲，從屋子后面升上來”，而傅雷譯成“江聲浩蕩，自屋后上升”，化人為己，水乳交融，斐然而成名譯。日本文學翻譯方面“化”得最好的，竊以為是豐子愷先生譯的《源氏物語》。鬼斧神工，出神入化，信手拈來，絕塵而去。讀之可知譯事之難，可嘆譯筆之工，可生敬畏之情。詞意或有不逮，理解或有偏差，但在整體審美傳達上迄今無人可比。不料日前看《書城》（2009年10月號余斌文《知堂“酷評”》），發現周作人對豐譯的評價極其尖刻，謂豐子愷譯文“喜用俗惡成語”、“只是很漂亮濫用成語，不顧與原文空氣相合與否……其實此譯根本不可用”，還說“豐氏源氏譯稿，是茶店說書，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書也”。一句話，只漂亮不貞潔，“俗惡”！那么他本人譯得就既漂亮又貞潔了么？未必。貞潔或許貞潔，可惜貞潔得近乎“澀”，整體審美效果明顯在豐譯之下。說句不恭的話吧，周作人的夫人是日本人，按理，他搞翻譯應該“如魚得水”才是，可他卻好像“給原文壓得扁扁的”，大氣不敢出。這固然同他創作中標舉的“簡單味”、“澀味”之文章境界有關，但同時也和他采取的異化這一翻譯策略有關，用當下較為流行的說法，就是“去中國化”，即主要對日文原著負責。而他之所以酷評豐譯為“俗惡”，自是因為——在他看來——豐譯的“去日本化”。

上面所以說這許多，也是因為同我的翻譯理念和翻譯策略有關。我的翻譯理念——如果說我有這勞什子的話——主要是對中國、中國讀者負責，即要首先確認自己的翻譯能給中國讀者、中國文化以至中國社會帶來什么。借用周作人的兄長魯迅的話，就是要看自己是像普羅米修斯那樣為中國竊得火種，還是別的什么。這樣，所采取的翻譯策略，勢必與周作人相反，即要盡可能消除“澀味”，也就是消除日譯漢特有的翻譯腔（“和臭”）。在這個意義上，說是“去日本化”也未嘗不可。換言之，就是想方設法琢磨找一個既貞潔又漂亮的“女人”。這也是天底下所有男人，尤其男翻譯家一生的夢想。那么，之于我的既貞潔又漂亮的“女人”到底找到了沒有呢？我以為大體找到了，至少在貞潔與漂亮之間找到了一個接合點。我一再主張的“審美忠實”也就是這個意思。我以為，就文學翻譯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審美忠實。

說到這里，請容我說一下我的翻譯觀，即我所大體認同的關于翻譯的言說或觀點，當然也多少包括我個人的體悟。我傾向于認為，文學翻譯必須是文學——翻譯文學。大凡文學都是藝術——語言藝術。大凡藝術都需要創造性，因此文學翻譯也需要創造性。但文學翻譯畢竟是翻譯而非原創，因此準確說來，文學翻譯屬于再創造的藝術。以嚴復的“信達雅”言之：“信”，側重于內容（內容忠實）；“達”，側重于行文（行文忠實）；“雅”，側重于藝術境界（藝術忠實）。“信、達”需要知性判斷，“雅”則更需要審美判斷。審美判斷要求譯者具有藝術悟性、文學悟性。但不可否認，事實上并非每個譯者都具有相應的悟性。與此相關，翻譯或可大體分為三種：工匠型翻譯、學者型翻譯、才子型翻譯。工匠型亦步亦趨，貌似“忠實”；學者型中規中矩，刻意求工；才子型惟妙惟肖，意在傳神。學者型如朱光潛、季羨林，才子型如豐子愷、王道乾，二者兼具型如傅雷、梁實秋。至于工匠型翻譯，當下比比皆是，不勝枚舉，也不敢舉。嚴格說來，那已不是文學翻譯，更不是翻譯文學。翻譯匠和翻譯家的區別在于，前者傳達語法、意思和故事，后者再現表情、感動或審美愉悅。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文學翻譯最重要的就是審美忠實。就文學翻譯中形式（語言表象）層、風格（文體）層和審美（品格）層這三個層面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審美層。即使“叛逆”，也要形式層的叛逆服從風格層，風格層的叛逆服從審美層，而審美層是不可叛逆的文學翻譯之重。《達·芬奇密碼》的譯者朱振武教授最近在《外國文藝》2011年第6期也發表文章，一再強調審美的重要：“文學翻譯是藝術化的翻譯，是譯者對原作思想內容與藝術風格的審美把握。……文學翻譯不是詞句的形式對應，而是語言信息與美感信息的整體吸納與再造。”

不無遺憾的是，審美視角的闕如正是目前文學翻譯實踐、文學翻譯批評的盲點所在。竊以為，隨著國際交流的頻繁和懂外語人數的迅速增加，當下外國文學作品翻譯的主要問題，較之準確性，恐怕更在于文學審美的缺位，以致“讀起來味同嚼蠟，給讀者充分的機會去體驗閱讀的艱辛，而不是享受閱讀的愉悅”（虞建華語，見《外國文藝》2010年第4期）。于是人們不禁要問，原作本身是否味同嚼蠟？如果不是，那么譯者標榜的忠實或準確性又體現在哪里呢？事情十分清楚，那才是致命的不忠實、不準確，縱然語法、詞匯、句式等形式層面貼得很緊甚至無懈可擊。換言之，無論有多少理由，翻譯文學作品都不該譯丟審美、審美忠實。如果丟掉審美忠實，其他所有“忠實”都不過是“愚忠”（朱振武語）罷了。而“愚忠”，換個說法，無非是“只貞潔不漂亮”，那也是任何有美學追求的人所不喜歡的。

* 林少華，著名文學翻譯家，中國海洋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兼任中國日本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青島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村上春樹和他的作品》、《落花之美》、《為了靈魂的自由》、《鄉愁與良知》、《高墻與雞蛋》。譯有《挪威的森林》等村上春樹系列作品以及《心》、《羅生門》、《在世界中心呼喚愛》等日本名家作品凡五十余部，廣為流布，影響深遠。

（來源：網絡 編輯：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