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導演、北京電影學院教授謝飛受到英國電影協會（BFI，British Film Institute）的邀請，來倫敦出席“兩岸三地百年電影光華”（A Century of Chinese Cinema）大型華語電影季對其電影的放映活動，并與本地觀眾見面交流。

謝飛1965年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之后留校任教，1993年執導的影片《香魂女》獲得柏林電影節銀熊獎。

英國電影協會舉辦除了放映《香魂女》和謝飛另一部經典電影《本命年》及觀眾問答，還特別安排了一場專門講座，向英國觀眾介紹他本人以及中國第五代導演的作品。

謝飛在接受BBC英倫網專訪時詳細闡述了他對中國電影改革的看法、表示對第五代導演不再抱任何希望、并期待在一個自由的創作環境中出現第七代導演。

子川：您從十多年前就開始呼吁對中國電影審查制度進行改革，前幾年寫過公開信，對這些年來的變化滿意嗎？

謝飛：我對這些年來的變化非常不滿意。中國經濟在最近30年如此騰飛，就是做了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的根本性改變，各種所有制在平等基礎上自由競爭，但是在電影方面的改革卻是最滯后的。因為中央一向將電影看作思想文化，而不是一個產業，所以控制得很嚴。

直到2003年，終于有文件說，中國承認文化作為產業的地位。那之后，出現了一些政策上的改革，比如，放寬香港電影進入大陸的限制，允許私人資本和外資進入電影院并投資國產影片。

目前中國電影產業仍處在半市場經濟狀態。即使這樣，從2003年到今天，中國電影業有了較大的進步。在改革之前，中國電影觀眾從頂峰時期的100多億人次，到1999年衰落時僅有1億人次，使很多大電影院相繼垮臺—大家都去看盜版碟了。

這就是不按市場規律辦事造成的后果。但是，即使目前全國已經恢復到兩萬多塊銀幕，仍然遠遠低于美國的4萬塊銀幕。西方國家人均每年進電影院看電影的頻率在2-4次之間，而中國還差得很遠。

如果真正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對電影業進行徹底改革，中國電影產業還會有更好的發展。很多人說5年之后中國電影票房總量要超過北美地區，所以現在包括好萊塢在內的全球電影制片人都盯著中國市場。《變形金剛4》的票房已經超過該片在北美的票房。

子川：中國電影票房在2010年突破了100億，去年更是高達200多億，市場還是很火的。

謝飛：確實是這樣。但是，一定要看到，這是對1990年代那拒絕改革的10年造成損失的補償，并不是說有多進步。政府有些人常常報喜不報憂，只說“現在進步多了”，卻不說明當年為什么衰落了那么多。

中國曾經是全世界看電影人次最多的國家，1987年的《芙蓉鎮》票房1億人民幣—那是一個電影票價為1元錢的時代。同時期的《周恩來》票房高達2.7億元，等于全國人民都在反復看。從那個時候的繁榮，怎么會突然掉到沒人看電影？原因就是不改革。

近年來開始改革了，這是好事，希望能夠繼續改革，也必須改革。中國電影如果想要成功，先不要想著沖出國門—中國人好面子，而且似乎總是想強求別人喜歡自己的東西。先讓13億中國觀眾愛看中國電影，因為如果13億人每人進一次電影院，那就不得了，會有500億或者更多票房，在全球名列前茅。

但是，由于中國目前仍在采取很多保護政策—“國產影片月”等等，才使得每年國產影片加上港臺電影的票房在年度總票房上超過外國影片。如果不保護，那么根本無法跟好萊塢大片競爭。

審查制度是電影產業改革的重要一方面。韓國電影業在1980年代經過游行抗議之后取消了審查制度，采取了電影分級制。小小一個韓國，5千萬人口，其電影票房在前些年一直領先于中國。

子川：這應該與韓國政府對自身文化的大力推廣密不可分，比如，樸瑾惠總統曾經親自出席在倫敦韓國電影節。

謝飛：是的，韓國人把電影當作一種榮譽，而我們則總是要宣傳自己的革命思想，而且認為很多外國人能接受的電影有問題，東剪西剪，亂審查。有的電影在國外拿了獎之后在國內被剪得面目全非，因為有關部門認為這種電影丟臉。所以我覺得這是觀念問題。

我認為電影業界應該自己來管理這個市場，這也符合李克強總理反復講的“政府放權”。除中國之外，全世界沒有另一個國家是由這么多政府官員組成的影視部門來管理，美國連文化部都沒有。因為影視是一個娛樂行業，要靠市場和業界協會自己來管理。我個人不斷呼吁對體制進行根本性改革，但是到目前為止沒什么進展。

子川：前不久馮小剛導演訪問英國期間曾表示中國導演“戴著腳鐐跳舞”，因《天注定》何時能夠在大陸上映在接受我采訪時也在呼吁建立電影分級制。

謝飛：馮小剛說的對。我是在外國電影節上看的《天注定》，認為沒什么問題。

子川：您在英國電影協會（BFI）講座上談到，中國一些地方電影院推行自己的分級制，會不會擴展到更大的范圍進而促使政府改變態度？

謝飛：我覺得，新的最高領導層好像是清楚這個問題的，只不過他們現在在做其它大的事情，還沒有兼顧到電影這邊。李克強總理今年上半年曾經兩次公開說“法無禁止即可為”，就是說法律沒有禁止的事情都應該可以做。

我經常說“法律沒有說電影院不能為電影分級”，是電影院在放電影，要負責。比如，如果有觀眾帶著6歲兒童來看一部恐怖片，影院應該告訴他，不該帶這么小的孩子來看這樣的電影。

我查過《出版法》，上面說中國實行編輯責任制，一篇文章一張照片出來，責任在編輯，因為不可能每篇文章都由很多部門去審查。對電影來說也是如此，所以我覺得那些自發為所放映電影分級的影院是負責任的影院。

這些并不違法，但是為什么大家沒有這種勇氣？我認為，多年以來，很多創作人養成了自我束縛的習慣，覺得這個不好吧、這個通不過吧、這個有問題吧。到底這個表達是不是正確的，你有沒有權力這么表達，應該依照憲法來做。

我為什么說張藝謀的電影為什么越來越退步，就是因為他自我約束。

子川：您對張藝謀陳凱歌等第五代中國導演的現狀頗有詬病，但是相當一部分外國觀眾對中國電影的印象仍然停留在第五代導演的作品上。

謝飛：對。曾經有針對國外觀眾的調查，結果發現他們印象最深刻、最熟知的華語電影是《霸王別姬》、《活著》、《大紅燈籠高高掛》以及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

子川：那您希望第五代導演做出什么樣的改變？

謝飛：不希望了，因為這些導演都已經60歲了。我認為對導演來說，30-40歲是黃金時代，高峰作品都在這個時期出來。那之后，人的各個方面會退化，不要幻想還會有什么本質上的改變。我們現在寄希望于未來出現的第七代、甚至第八代導演。

子川：您對第六代導演賈樟柯還是蠻肯定的。那您認為什么時候會出現第七代、第八代導演？

謝飛：那當然，因為賈樟柯能夠堅持用紀錄式的故事片來記錄我們這個時代的變化，我覺得很不錯。

我認為，在中國什么時候能夠自由地拍《林彪》、拍《江青》了、拍文革了，那時候才會真正出現第七代導演。因為藝術作品不是直接和政治掛鉤，也不是說我拍了一個電影就成為歷史了。

例如《刺殺肯尼迪》，這個真實事件至今也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結論，但是已經拍了多少各種人眼中的事件。這是藝術作品，表達對歷史、政治、人生的看法。我們為什么不能表現？中國這么多人口，而且文化大革命前后這幾十年是人類最偉大的政治戲劇，充滿了戲劇性，為什么不能表達？

子川：您如何看近兩年流行的《小時代》系列電影及其帶動起來的特定現象？

謝飛：我不反對這種電影的流行，因為它是娛樂產品，適合今天90后年輕人市場，所以很成功。我沒有理由去責難它沒有思想、沒有很高的文化價值。如果責難《小時代》，那以前為什么不去責難張恨水？為什么不去責難金庸？

我覺得文化藝術界需要通俗的娛樂產品，同時也需要魯迅先生寫的那些有價值、有思想的作品。但是現在中國并沒有為這樣的作品創造生存空間，而且即使給了這樣的空間，創作者的素質卻沒有達到同樣的高度，寫不出這樣的東西。

子川：您這次受英國電影協會BFI邀請來倫敦參加活動，有什么特別的感受？

謝飛：我感到BFI是很專業的國家級電影機構，每年有很多放映活動。這次來倫敦出席“兩岸三地百年電影光華”大型華語電影季，舉辦講座和《本命年》放映后的現場問答，大量觀眾是英國本地人，這非常好。

子川：哪些英國電影和電影人對您有過影響？

謝飛：我是學生的時候—中學、在電影學院上大學、乃至畢業之后的階段受到《王子復仇記》等經典莎士比亞片、狄更斯小說改編電影、希區柯克早期電影的影響。也是通過這些電影增加了對英國文化的了解。

我還比較欣賞英國的一些新導演，比如大衛林奇、大衛里恩、彼得格林納威等等。當然，后來英國電影與好萊塢合流了，有很多合拍作品。但是影響我最深的還是1930到1950年代的英國電影。

責編：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