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博士在頒獎典禮前接受《中國日報》記者采訪時說到：“實際上，我希望能停止翻譯工作，因為它太浪費時間，我也不能專心投入到創作自己的作品上去。但是我總擔心，一旦我不再翻譯了，中國這么多杰出的詩人在德國就得不到他們應有的肯定。我把翻譯工作看作我的責任。”

顧彬教授指出：當今，德國有6個世界頂級的翻譯大師，然而他們幾乎都只從事小說和戲劇的翻譯工作。

“因為詩歌和散文不賣錢，而小說和戲劇卻能給他們帶來豐厚的利潤”。

顧彬教授是他那個年代為數不多的學習漢語的德國人中的一個。他起初的專業是神學，希望日后成為一個牧師，后來發現大學的課程與現實生活毫無關聯。迷茫、不知前途路在何方一直困擾著他，直至他拜讀了龐德（Ezra Pound）翻譯的一部中國作品，那部作品給了他無限的歡樂和啟發。

顧彬教授之前也學習過幾門外語，但從未接觸過亞洲語言，中文學習對他是一種挑戰。起初他對中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隨后中文學習耗費了他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

由于1969年中國還未對外國人開放，顧彬教授去了日本。 “我對中世紀的中國最感興趣。日本曾在一段時期內瘋狂的模仿中國。如果你想找唐朝（公元618-907年）的建筑，在中國幾乎是不可能了，但在日本的一些地方還能找到”。

1972年，他終于等到了來中國大陸的一個機會。他來這里學習人文科學，并最終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他回憶道 ：“如果沒有機會來中國，我不可能接觸到當代文學。”

1981年的某一天，顧彬教授去北京圖書館借時遇見了一個女孩幫找書。由于他倆都是這里的常客，經常能遇見彼此，見面的機會多了就漸漸萌生了愛意。但是，在那個年代，中國人與外國人戀愛、通婚是非法的，他們一直沒有公開這段戀情。

1985年，張穗子去德國學習，他們在當年完婚。

雖然不在中國居住了，但是顧彬博士還是情系這里，他經常回來中國的大學授課，比如今年他就分別在青島海洋大學和四川大學開課。

“人們希望我去上中文課，因為他們在尋找一種學習中文的新方法，通過我的授課，他們掌握了學習中國文學的新思路”。

他認為1919年是中國詩歌界的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后，中國詩人開始使用白話做詩。如今，他們又在試圖把1919年之前的語言融入到創作中去。

他繼續說道：在那個時期，中國詩人一股腦的模仿西方詩集，希望能擺脫中國古典詩歌陳舊的程式。

“不單單從詩歌的語言，甚至從它所要傳達的信息你就能看出來：49年以前，沒有幾部好作品。魯迅的古典詩歌堪稱經典，但我實在不敢恭維他的現代詩歌”。

但自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許多詩人重新研究了49年前的作品，其中包括一些“優秀”的西班牙、英國和法國的譯文，一種全新的理念隨后被注入詩歌作品中。

“我個人認為，直至79年后，年輕的中國詩人才真正把他們想傳達的思想和優美準確的語言做了完美的結合。他們想為中國的詩歌界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他們成功的做到了”。

“如今，中外詩歌的差別已經不大了”。

然而他強調“要想創造中國詩歌的神話，僅靠詩人的力量是不夠的。還要靠千千萬萬喜歡詩歌的中國讀者的努力” 。

（《中國日報》 Erik Nilsson 編輯 王薇 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