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中國日報》3月24日評論版頭條：二十國集團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3月14日上午在英國的霍舍姆開幕，本次會議主要討論了如何解決金融危機、重建全球金融體系和改革國際金融機構。據了解，盡管在不少問題上歧見不少，但二十國財長已達到共識，會議同意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資與改革。

        同時，中國、巴西、俄羅斯和印度“金磚四國”的財政部長14日在霍舍姆也表示，必須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全面的改革，包括重新評估該組織的作用和對該組織的要求等，以使該組織適應新的全球貨幣與金融體系，并在改革過程中采取措施擴大四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話語權和代表權。

        1945年IMF創立無非是想重建國際貨幣秩序，希望經由IMF的設立能對匯率穩定、國際準備的供給、國際收支的調整等提供好的解決辦法，以便在二戰后重建世界秩序，重建國際金融市場。但是，由于布雷頓森林體系內在的缺陷（即特里芬之悖論）以及由英美所主導，盡管該體系對二戰后的世界經濟穩定、成長與國際經濟擴張有相當大貢獻，但該體系在動蕩不安中最后崩潰。不過，在該體系崩潰之后，國際間貿易與金融問題的協商與改革，仍然大多數是透過IMF來進行，而且英美對IMF的主導地位也沒有改變。

        但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世界經濟形勢發展巨大的變化。在冷戰之后，世界經濟格局更是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新興經濟體地位不斷上升，IMF改革已勢在必行。特別是最近金融危機的爆發，充分顯示了現行國際金融體系存在的弊端。只有對國際金融體系進行全面的改革與重建，才能更好地應對危機，以及避免類似的危機今后再次上演，這應該是二十國集團會議的共識，也是世界經濟形勢發展的大勢所趨。

        但IMF的改革或重建，不僅在于如何全面檢討IMF組織的目的、功能、運作機制及管理制度，還得重新建構IMF的權力結構，改變IMF完全由英美主導的權力結構。特別是隨著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經濟興起，在IMF中如何反映這些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增加它們的話語權，也成了IMF改革的重要方面，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增加這個國際經濟組織的代表性和合法性。

        比如說，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理事會2008年4月批準的改革方案，發達國家的投票權重從59.5%降為57.9%，發展中國家的投票權重則從40.5%上升為42.1%。盡管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代表性有所增加，但發達國家在IMF中的絕對優勢并沒有改變。還有，世界銀行行長歷來由美國人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人選則由歐洲國家決定，這樣的規定同樣是不合理的。

        針對IMF改革與重建，中國應主動參與對話、談判與游戲規則的制定。中國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一是要對當前國際金融組織、國際金融市場形勢及各國對國際金融組織訴求進行全面深刻的檢討與研究，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IMF改革方案。在該方案中，要在歷史依賴性、現實形勢及各國利益訴求中尋求一個利益平衡點。這樣既能夠使既得利益者接受，也能夠反映現實變化了的情況及中國自身的利益。

        二是要采取合縱連橫的方式，既與美國等強勢者更多的對話，又要與新興經濟體國家聯合起來，以此來爭取中國在國際金融市場秩序重建中的利益與地位。在這方面，要更多地以務實態度進行，而不應有太多的意識形態色彩。中國既不能為當前國內一些民粹主義思潮所左右，也不能為現在中國市場上泛濫的金融陰謀論所蒙蔽，要從國家利益出發來與世界各國對話與談判。

        三是要以中國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中所處的優勢地位，以務實態度來展現我們的優勢，通過這種優勢爭取中國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地位與利益。在一些重大的事件面前，要像2008年下半年所采取的對策那樣（與歐美各國聯合采取救市行動），以小成本謀大利。

         總之，IMF及世界銀行的重建與改革勢在必行，中國政府要主動參與這次國際經濟組織的重建與改革之中，并在這些國際經濟組織重建與改革過程中爭取國家的最大利益。而達此目的，中國政府就得參與整個國際金融秩序重建的對話、談判與游戲規則的制定，這是獲得與保護國家利益最好的方式。當然，要做到這一點，保證中國經濟最先走出困境是實現上述目標的基礎。（作者為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主任 易憲容  編輯 姚英 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