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英文《中國日報》4月29日報道：張廷芳清楚地記得1971年12月31日她的婚禮。那時一般人結婚很簡單，就拿個語錄本，向毛主席像鞠躬就行了。他們的婚禮別開生面，更像個文藝晚會。兩位北京師范大學的同學戴著大頭娃，扮演張廷芳和她的藏族新郎次旺俊美，用小品講述他們從相識到相知相愛的經歷，張廷芳和次旺還合唱了歌曲《毛主席的光輝》。
四十年后，張廷芳和次旺經常笑著談起他們的親朋好友怎樣把她稱作“當代文成公主”，而稱次旺為松贊干布。公元七世紀，文成公主奉唐太宗之命遠赴西藏，嫁給吐蕃王松贊干布，從而達成漢藏結盟。但是今年64歲的張廷芳說：“文成公主是一位偉大的政治性歷史人物，我們不能相提并論，我自己選擇了所愛的人。”
就像許多漢藏結合的家庭一樣，張廷芳和次旺俊美目睹了西藏的巨大發展。作為西藏第一所大學的創始人之一，他們為世界屋脊上現代化教育體系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曲折的愛情
他們經歷了漫長曲折的愛情。張廷芳和次旺都是1965年進入北師大的，而他們真正相識還是在校內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里。在那個家庭背景決定一切的歲月里，次旺作為西藏貴族的后代，不可避免地受到懷疑。張廷芳很同情與她同齡的次旺，因為她的父親和伯父在政治上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她像次旺一樣，曾經一直是大家眼中的好學生。
那時一有“最高指示”，張廷芳很快就能編出歌詞來，次旺就寫曲子、編舞。慢慢地，他們成為宣傳隊里配合很默契的一對。宣傳隊要去農村、工廠和部隊演出，他們跟著農民一起收麥，休息時就表演節目。張廷芳回憶說，那時他們很被動，只是不自覺的感情流露，卻從一開始就遭到家人和親朋的反對。一位好友問她：“到西藏得吃生肉，你受得了嗎？”而一位老師則告誡她，要考慮得長遠一些，免得將來連孩子們都要背黑鍋。
張廷芳猶豫了兩年，那時她還不了解西藏，只知道那里經歷了千年的黑暗封建農奴制，高原上生活艱苦，是個“可怕的陌生地方”。但幸運的是，他們的畢業分配因為“文革”而一再推遲，使他們有更多時間相互了解。“我覺得他是個多才多藝的人，更是個正直、上進的人。與可信的人在一起，我相信我們倆可以克服一切困難，”她說。
而在次旺這一邊，他并沒有感到太大的阻力。次旺從1964年到北京，直到1971年才首次回拉薩探親，他把張廷芳的照片帶給父母和爺爺看。雖然他是家里的長子，但他的長輩并不反對他自由戀愛。回來后次旺告訴張廷芳，他的家人說她是個“開朗、善良的好姑娘”。婚后倆人一起去了張廷芳父母所在的呼和浩特，二位老人也很快接受了他們的藏族女婿。
（二）迢迢進藏路
不過，生活中還有更多的艱難曲折在等待著他們。在計劃分配時期，他們同時留在北京工作的希望十分渺茫，于是他們申請回西藏，那里次旺可以充分發揮他兼通藏漢兩種語言的優勢。
1972年6月，他們踏上了去西藏的征途，雖然只用了15天，這卻是一次充滿艱險的漫漫長旅。張廷芳不由得對文成公主充滿了敬佩，當年文成公主用了兩年多時間才走完了同樣的路線進藏。
從1972年6月12日深夜坐火車離開北京，他們15日中午才到西寧，卻找不到去西藏的車。他們住的部隊招待所只向軍人和軍屬賣車票。聽說50公里外的黃塬有個向普通人賣票的地方，次旺一大早就趕去打聽，直到下午6點終于回來。那邊雖然歡迎他們，卻要湊夠一車人才出發，現在只有他們倆。而他們的報到截止日期是6月30日。
“我們只是兩個書生，不懂得拉關系那些事，幸好那時有很多好心人，”張廷芳說。他們在賣票窗口旁邊徘徊，看到一位兩鬢斑白、首長模樣的人，旁邊一個小戰士還捧著保溫杯。次旺不好意思，張廷芳笑著走上去。首長問她：“小同志，去哪兒？”“去西藏。”當首長得知他們買不到票，就告訴售票員：“他們是支援西藏的大學生，把票賣給他們吧。”于是他們買到了最后的座位，次日一早發車。可是別人的行李已經把車頂堆滿，他們只能帶幾個小包塞在座位下面，他們準備的一大木箱書、紙和筆沒法帶走。招待所有位來自河北唐山的唐參謀，幫他們找了個石家莊的馬連長，正往日喀則拉煤，于是把木箱托他帶走。但是馬連長說他們得在幾周后去羊八井取，不然車就轉道去后藏了。
6月19日，他們終于坐上老解放車，出發走青藏線。一路都是“搓板路”，張廷芳很快就磕得鼻子、額頭都腫了。路上開了很久才停，張廷芳走了好久才找到個土墻解手，后面卻是一堆牛頭、牛骨，她嚇得不輕。那時她還不了解藏族人以這種特殊方式向眾神表達敬意。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時，張廷芳剛下車走了一步就跪倒在地，強烈的高原反應使她無暇欣賞眼前白雪皚皚的山峰。兵站食堂提供的是粥和兩根腌辣椒，她卻怎么也吃不下。晚上住在納赤臺，她和另一位女士合睡一張單人床，難受得根本躺不下來，就緊裹著衣服，靠著坐了一晚上。
次旺之前聽說過高原反應，但從來沒見過。看到妻子這樣，心里很是不安，不知她能否堅持到拉薩。“但那年月人都能吃苦，希望她過段時間就能習慣，”次旺說。“是我自己選擇了這條路，后悔是沒有意義的，”張廷芳堅定地說。
終于抵達拉薩郊區的堆龍德欽縣，張廷芳欣喜地看到，與一路冰天雪地相比，這里有樹、草、小溪，一派田原風光。“這比我想象的好多了，真的有到家的感覺，”她說。在拉薩市內，張廷芳看到雄偉的布達拉宮下到處是低矮的房屋，走在土路上的人面目不清，因為他們都戴著頭巾、大口罩，高原紫外線強，在外勞動必須保護皮膚。
次旺的父母遠遠地迎出門外，張廷芳高興地發現，他們都能說漢語，因為當年他們在北京工作過。次旺的父親很開朗，沒什么太多的禮數，“對我像親女兒一樣”。次日，婆婆特意準備了大米粥，那時大米很難找。因為高原氣壓低，熬得米都開了花，還是一股夾生味。更令張廷芳感動的是，婆婆還特地買了魚給她吃，而藏族人是不吃魚的。
（三）教書育人
與家庭生活相比，張廷芳在工作中遇到了更多的挑戰。在舊西藏，只有那些有錢有勢的人家才把男孩送去上學。次旺說，上世紀五十年代，95%的西藏人都是文盲。張廷芳和次旺都被分配到創辦于1961年的西藏師范學校，當時拉薩還有另外兩所中等教育學校。那時學校里只有不到300名學生，幾排鐵皮屋頂的土坯房就是教室、宿舍和教研室。學校里沒電，晚上學生只能點煤油燈看書，一會兒就熏黑了眉眼，而老師們雖然有蠟燭也得省著用。
次旺去藏文教研組，張廷芳去了漢文教研組。學校老師里只有幾個大學生，漢文組除了張廷芳沒有人學過中文，一些教師還不會拼音，更不用說語法、修辭。組長要張廷芳給大家講講，她心里直打鼓。大家說張廷芳雖然是從大城市、名牌大學來的，還沒有架子，都很認可她。張廷芳教兩個班，學生中除藏族、回族，還有納西族、門巴族、珞巴族和夏爾巴人。一些學生的名字叫“張打拉”什么的，一聽就是漢藏家庭出來的。
教了一周后，教研組組長去問學生，他回來就笑了，學生們說：這個新來的北京姑娘講話真好聽，“跟廣播里一樣”，可惜他們一個字也沒聽懂。張廷芳看著學生們兩眼茫然的樣子，很著急。她找次旺把漢語生詞翻成藏語，請學生寫在黑板上。又把形象的東西畫出來，比如學《毛主席去安源》，就畫雨傘、鐵路和礦井。那時沒有正式的課本，給學生們教的就是毛主席語錄、報紙社論。可是這些抽象的東西，給學生們越講越糊涂。那時老師們都自己準備講義，張廷芳自己刻蠟紙，再用油滾子推，可紙又不吸墨，裝訂好了一抹一手黑。
張廷芳告訴組長，學生只有感興趣、聽得懂、用得上，才能想學、記得住，她想借次旺來幫著編教材，組長同意了。于是她和次旺一起編了3冊漢字、拼音、藏文注釋“三合一”的教材。次旺說，有點像《跟我學》和《900句》似的，選的都是生活中形象的東西，張廷芳還把小時的歌謠也用上了。比如學生們總是分不清東南西北各個方位，就用了“早晨起來，面向太陽”的歌謠。課文對話里還講了逛街、上課、看電影、找朋友的事，藏族學生模仿能力特別強，老師讀了課文，然后請學生當演員念對話，大家都很高興。
這些看似簡單的課程，張廷芳深知必須把知識融會貫通才能教好，所以備課特別認真。后來張廷芳和同事們不斷改進教材，逐漸形成一整套針對西藏師范學校的漢語教材，在整個自治區通用。次旺還編了揚琴教材，因為那時上海音樂學院的老師來支邊，教大提琴、長笛等，沒有民樂教育。他們幫著次旺搭框架，編了民樂教材，從那時起就注重保護民族文化精華。
（四）艱難歲月
對于一位來自內地的女性，在高原生孩子母子都可能面臨生命危險。1972年，張廷芳懷孕時吃得沒什么營養，加上缺氧，在課堂上講著講著就暈倒了，他們決定回內地生孩子。那時機票特別難買，次旺連續一周早起排隊才終于買著票。學校里只有一部電話，次旺趕緊打電話，托人告訴張廷芳做準備，下午3點到民航局上車，次日上飛機。從拉薩到機場還要坐5個多小時的車，一般人都要在機場過一夜才出發。次旺用車推著行李，婆婆和小姑子陪著張廷芳從西郊走到布達拉宮腳下坐車。張廷芳挺著個大肚子，獨自飛到成都，等了兩天也沒買到臥鋪票，而坐硬座又怕出危險，于是她下狠心買了機票，到北京要88塊，那時他們一個月的工資才66塊。飛機經轉西安、太原，終于到了北京。孩子出生后不久，張廷芳把兒子留給了呼和浩特的父母，自己又回了拉薩。
從1974年到1975年，他們過得非常艱難，家里真是多災多難。張廷芳懷第二個孩子時，沒敢告訴家里。1975年元旦，孩子出生時早破水，無宮縮，醫生決定引產。張廷芳在醫院住了兩周，才終于看到一直呆在保溫箱里的兒子，小臉青腫、眼睛充血，后來才知道可能導致腦癱。因此張廷芳一直沒敢要求小兒子太嚴，直到他工作了才放下心來，他智力沒問題。
小兒子滿月不久，次旺的父親因肝癌去世了。次旺的弟弟妹妹們都在別的地方插隊落戶，“老的老，小的小”，只有次旺撐起這個家。不久大兒子又得了敗血病，醫生發了病危通知，而張廷芳產后身體虛弱，只能由她的父母擔驚受怕。小兒子5個月大時，張廷芳不忍心讓二老受累，去把快2歲的大兒子接回來。走到院門口，看到父親用小車推著兒子，孩子不敢叫“媽媽”。到了家里，看到別人叫她“姐”，孩子也跟著叫“姐”。幾天后，孩子躲在門背后，才終于怯怯地叫了一聲“媽”。
講到這里，張廷芳出奇地冷靜，只是淡淡地說：“那時好多援藏同志的孩子都是這樣。”次旺則說：“每個家都可能有一段時間集中難點，只要一扛就過去了。那時的人分到哪就到哪工作，邊疆最需要我們。我要把自己的家鄉建設得跟北京上海一樣美麗。”
（五）收獲時節
如果沒有近40年在西藏的工作和生活，張廷芳說她不可能全面、客觀地了解這片土地。張廷芳說自己是個嚴肅的老師，不容易親近。但她學會了以當地的方式來對待學生，了解、尊重當地的文化、習慣和心理。
有一次她上課時說到漢語和藏語同屬漢藏語系，但是聲調、語序不同，漢語的量詞多而形象，藏語的量詞有限。誰知有的學生一臉不高興，說張老師“看不起我們的民族語言”。張廷芳慢慢地講道理，漸漸地說服了學生她并沒有惡意。
張廷芳說：“培養人，要發現學生的優點、特點，不能歧視表現差的學生，對好學生也得要求嚴格。”上世紀80年代末，全國都在建立學校規章制度，張廷芳支持次旺創辦西藏大學，他們認為必須從建立健全規章制度入手。在“文革”期間，學生們批斗老師，完全不尊重師長和知識。一次學校里一些學生喝酒打架，動了棍棒，打傷同學、破壞宿舍家具，張廷芳堅持給了領頭的學生留校查看處分，還找這個學生談話，講道理。畢業聯歡會上，這個學生向張廷芳敬飲料，說：“當年您處分我，我恨不得殺了你。以前從沒有人敢管我，要是早有您這樣的老師，我早就成了好學生了。”他挽著張廷芳的手臂說：“我們背地里叫了您4年的‘阿媽張拉’（張媽媽），今天我要當面說謝謝：‘阿媽張拉，托切瑪（謝謝）。’”這個學生后來分到阿里旅游局，還時常回來看望張廷芳。
張廷芳和次旺多年來養成了一起散步，談論工作、孩子的習慣。西藏大學美麗的校園里再也看不到當年鐵皮屋的影子了，不遠處就是雄偉的青藏鐵路拉薩河大橋，乘坐火車從北京到拉薩不用50個小時就能到達。張廷芳一直在西藏大學工作到退休，而次旺后來擔任了西藏民族學院院長和西藏社科院院長的職務。他們的兩個兒子都在北京工作，最近老大來到西藏自治區團委，與全國各地的年青人一起參加為期3年的支邊工作。老人們給兩個孩子取的名字是次旺廷措（繁榮、富強）和次旺云丹（知識、智慧）。
“西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離開了祖國大家庭，如果沒有全國各地的投入，西藏不可能有今天的飛速發展，”張廷芳滿懷深情地說。（中國日報記者 劉浚 編輯 張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