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中國日報》6月12日國際言論版：5月3日，東盟和中日韓（10+3）財長在印尼巴厘島開會，決定將由中國和日本各出資384億美元，韓國出資192億美元，東盟10國出資240億美元，建立總額為1200億美元的東亞外匯儲備庫。其目的是，以借貸方式向出現流動性困難的成員國提供資金幫助。這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目的，維持匯率穩定，以資金供給會員國，調節會員國國際收支的暫時性不平衡是相類似的。很多人都認為，這實際上就是一個東亞貨幣基金的構想。
但是，這是一個以中日韓為主導的沒有歐美加入的出資結構。它不僅第一次體現了東亞的資金實力，東亞在嘗試依靠自己的實力實現一體化的可能性，而且為東亞經濟在未來的合作中，探索自己的道路，提供了一個平臺。
東亞外匯儲備庫的機制借鑒了IMF的設計思路，但是與IMF的“出資越多，可獲取的資金越多”的照顧富國的規則不同，中日兩國同意從儲備庫所提取的外匯數量不超過其出資規模的一半；韓國同意只提取等額外匯；而東盟各國可動用的外匯上限可達到其出資規模的2.5到5倍。這一機制有意設計成讓資金實力小的東盟國家多受益，提高弱小國家，后進國家在未來抵抗匯率風險的能力，支持東盟經濟的持續發展。
東盟國家都清楚地記得1997年西方的國際金融炒家在東亞的外匯市場上興風作浪，導致多個東盟國家的匯率急劇下降，外資撤走，壞賬上升，經濟衰退，融資困難。當這些國家不得不向IMF提出總額為1000多億美元的援助貸款時，IMF不僅處處優先維護西方銀行和西方企業的利益，而且作為交換，提供的貸款附帶著各種苛刻條件，如政府必須削減支出，提升利率，出售國有企業，和接受其他的約束性管制，使東盟國家蒙受屈辱，并進一步損害東盟經濟。
在1997年9月，當時的日本大藏省大臣在世界銀行和IMF年會上曾提出建立亞洲貨幣基金(AMF)的設想，倡議組成一個由日本、中國、韓國和東盟國家參加的組織，籌集1000億美元的資金，為遭受貨幣危機的國家提供援助。AMF構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亞洲國家對IMF在亞洲金融危機處理方式上的強烈不滿。但由于當時東亞國家的資金實力不夠強，AMF的資金籌集設想中的很大一部分要從國際資本市場借入，構想提出后很快因遭到美國政府和IMF的反對而擱淺。
10多年以后，風水輪流轉。由於次貸危機的爆發嚴重破壞了美國的金融市場，為了盡快幫助解決流動性短缺，美聯儲與美國財政部在救市方面花費巨資，美歐企業紛紛拋售其海外資產，美元在中長期內貶值幾成定局。但短期內受金融機構去杠桿化影響，美元反而在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相對于其他各國貨幣一度走強。造成很多西方中小國家和新興國家的金融危機。
IMF面對四處起火，捉襟見肘，在關鍵時感到囊中羞澀，這時才體會到如果有個AMF，到可分擔不少的壓力。到四月份G20國際峰會上，各國同意再額外撥款，使IMF的規模增大到7500億美元，可是比起外匯儲備已高達近4萬億美元的東亞國家，IMF還是顯得要寒酸得多。
但東亞國家也看到，由于沒有一個具有貨幣基金組織這樣的功能的機構，即使東亞的外匯儲備已這樣高，即使在2000年已成立的“清邁倡議”的貨幣互換規模已達到715億美元，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起不到有效的保護作用。隨著國外投資撤走，出口急劇下跌，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融資困難，韓國，越南等東亞國家的央行不得不在外匯市場上賣出美元，導致美元儲備不斷流失。到今年1月底，韓國的外匯儲備已下跌23%，印尼的外匯儲備從2008年7月時的600億美元以上，下降到510億美元。
由于機制的缺失，具有近4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總額的東亞國家，竟然讓只是在外匯的短期平衡中出現數百億美元的缺口的成員國，一度瀕臨危險的邊緣。痛定思痛，2月22日，東盟和中日韓（10+3）特別財長會議在泰國普吉島決定，將在2007年5月10+3財長東京會上提出的區域外匯儲備基金的籌建規模從800億美元擴大到1200億美元。并在5月3日的巴厘島會議上，達到了對具體出資方案的共識。可以說這一外匯儲備庫的方案是這場金融危機逼出來的。為了實現儲備庫的順利建成，筆者認為在下一步的制定具體實施方案中，可能還有幾個關鍵性問題需要東亞國家達到共識。
一是中，日，韓，東盟各方之間，需要實現良性的互動。10+3形成的歷史過程顯示，東盟在東亞合作過程中的具有不可替代的領導權地位（driving seat）。由于歷史的原因，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過程中，只有東盟坐這一位置，其他各方才都會滿意。東盟是東亞合作大系統的最關鍵的推動者和促成者。
這一東亞合作的大系統，和二次大戰后所形成的世界的合作格局：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貿組織（當時叫關稅同盟），有相類似之處。10+3的各國首腦會議，關注與東亞的安全和區域的穩定；亞洲發展銀行，關注于東亞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幫助后發展地區脫貧；東亞貨幣基金，關注于本區域的匯率穩定，金融安全；東亞自由貿易區組織，關注于促進形成東亞自由貿易區。
如果單一考慮，這些機構的每一個最高職務的人選和機構總部所在地的選擇可能都會是一個難以解決的政治問題。但如果考慮綜合平衡，加上平等參與，輪流執政，就有可能實現良性互動，找到大家都可能接受的共識。中日兩國可能可以作為亞洲開發銀行，和東亞貨幣基金的最大出資方，分別加輪流出任這兩個機構的最高管理職務。
二是儲備庫應具有主動性，而不只是防御性。從現象上看，世界正在開始走出這場金融危機。東亞各國需要向儲備庫緊急貸款的迫切性在下降。但是，建好儲備庫，不僅為未來可能出現的危機作好了準備，而且更使東亞有了一個在世界貨幣市場上的話語平臺。東亞各國的幾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大多投資于美國國債，東亞需要一個平臺來保護自己的債權國利益，需要探討是否要建立共同的貨幣浮動匯率變化制度，來應對可能出現的美元急劇貶值，推進東亞自由貿易區的盡快建立。
三是儲備庫應嘗試走一條和國際貨幣基金既有相同點，有合作，又有區別，有獨立性的道路。IMF已運行了幾十年，在基金結構，份額分配，貸款方法，風險防范，決策機制，監測手段等方面，都對儲備庫的建立，有指導和參考意義。儲備庫成立后，將和IMF在預警，防范，救助等各個方面合作，共同穩定東亞和世界的金融體系。
但是，在歷次金融危機中已經表現出IMF的現有機制是有缺陷的。一是在關鍵時刻，不能完全依靠IMF，依靠美歐，需要有更加自主，更加便捷的區域自救機制。二是美元本位制之下的國際貨幣體系，對美元過分依賴，東亞國家處于不利地位。三是現有的IMF決策機制中，沒有新興國家應有的地位。而在現有既得利益的反對下，IMF的體制改革不是一件短期內就能實現的事。
在清邁倡議的雙邊互換協議中規定，80%的資金是與IMF的條件性貸款相配套的。這造成貸款的困難，這一經驗告訴東亞國家，在新建的儲備庫中的貸款條件必須放寬，但同時又必須達到一定的風險防范標準。這是未來儲備庫管理中面臨的，又必須克服的一項難題。(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合作項目協調人 楊沐 編輯 張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