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2月29日言論版文章：美國金融危機一年多來嚴重沖擊和傷害著世界經濟發展，同時也催化了國際力量對比進一步發生不利于老牌發達國家的變化。這種變化大大加速了我們時代變遷的“量變進程”，是帶有歷史性的。
由于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高度快速發展，以及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普遍性，世界各國，包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相互依存度明顯上升，在應對金融危機和氣候變化以及反恐等諸多領域，國際協作和積極互動明顯加強。但與此同時，綜合國力的競爭、發展道路的“自主選擇”與“反自主選擇”、“變革”方向順勢與逆勢的博弈，以及應對各種威脅和挑戰的政策取向和利益沖突，特別是維護和反對國際壟斷地位的矛盾和斗爭，也空前錯綜復雜，十分尖銳。縱觀全局，我們時代的變遷2009年似有四大新的征兆和發展趨勢，中國外交也面臨一些新的重要課題。
兩道截然不同的風景線 ——“時代變遷”的新征兆新趨勢之一
2008年初，法國總統薩科奇提出“相對大國時代”的觀念。英國首相布朗和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也先后強調，G8峰會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必須反映”發展中國家興起的現實；“富國俱樂部”已不起作用了, 必須把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和俄羅斯這類國家包括進來靈活組合運作才行。美國的一些有識之士也承認，“現在世道變了”，“全球化所釋放的力量正在形成一個使美國受到更多制約的世界”，“多極化體系已經出現，這正是主宰今天這個世界的現實”。時隔一年多以后，日本新首相鳩山由紀夫也公開宣稱，由于伊拉克戰爭的失敗和金融危機的發生，美國主導的全球主義的時代正在走向終結，“我們正邁向一個多極化的時代”。日本作為名列前茅的老牌發達國家，其領導人第一次這樣直面現實，本身就很說明問題。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G20應運而生，G2、G3和G4的議論也廣為傳播。這里既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互動，更有發展中大國不同組合的探索。
發展中大國由于不同歷史背景和地緣政治的影響，特別是出于提高綜合國力和擴大國際影響的考慮，很自然地形成了有所不同的組合。當前最有代表性的,當數“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和參加20國集團的十個“南方國家”（目前還沒有正式組合）。此外還有中、俄、印三邊合作機制，印度、南非和巴西三國“準聯盟”，以及原先與G8對話的5國機制。它們相互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特性又有共性，雖有差異，存在著某些實際矛盾，但并不對立，也不相互排斥，大方向是一致的。
這些新興大國的不同組合，有四大共同特征：
第一，它們都是興起的大國或相對大國，發展速度快，潛力大，而且不同程度上都有著可持續性；第二，它們都堅持自己的民族傳統和國家特性，自主選擇發展模式；第三，它們都希望和要求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第四，它們都希望和尋求和平的國際環境，主張國際關系民主化和平等化，不贊成舊有的“冷戰思維”和“對抗政策”。
現在當然還談不上發展中國家“風景這邊獨好”，但它顯示的實力和發展方向，代表的時代潮流，反映的世界主流民意，確實與老牌發達國家“那邊的風景”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法國前總統密特朗說得好：（現在）東方在增長，西方在衰退；西方充滿擔憂，東方滿懷希望。這正是對當今世界兩道不同風景線極佳的描繪。
“模式”之爭波及全球，引發人們深刻反思——“時代變遷”的新征兆新趨勢之二
關于“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問題的議論已有十多年。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議論，一般都帶有雙重目的：一是吹捧美國“全球經濟一體化”，即“美國模式”絕對自由主義經濟的“優越性”和“普世價值”，為美國資本與貨物在全世界通行無阻、獲取最大利潤服務；二是宣傳“中國價值觀”的僵化和擴張野心，為貶低中國社會制度和突出“中國威脅論”服務。
去年金融危機以來，情況大變。
“美國模式”遭到國際上的普遍質疑。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美國模式”并非是萬能藥，它有著難以克服的內在弊病；它貪得無厭，長期以來，損人利己，現在自己也遭殃了。美國有些專家學者也承認，“美國模式”確有值得檢討之處，需要進行“反思”。
“中國模式”越來越具有吸引力。越來越多的人（包括美國某些著名人士）認為，“中國模式”的發展道路確有可取之處，它獨立自主，按自己國情辦事，調控和適應能力強，速度快，效率高，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
國際輿情的這種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們“時代變遷”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勢頭。這是中國的榮譽，也是中國國際戰略選擇和政策取向的新課題。在新形勢下，我們更需要冷靜的科學態度，更需要謙虛謹慎，千萬不要頭腦發熱，跟著炒作什么“中國模式”“一枝獨秀”。中國的社會屬性和世界觀不允許；美國以及世界歷史的“前車”也不可“不鑒”。
美日雙“鷹”落地，兩“鴿”起飛——“時代變遷”的新征兆新趨勢之三
2001年，當小布什和小泉純一郎先后上臺執政之時，筆者以為，美日“雙鷹”東西呼應而飛，可能不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潮流。果不其然，美國先后發動了兩場戰爭，同時，在軍事部署上向東方移動。美日新保守主義理想家們還相互呼應，圖謀組建“民主國家同盟”和 “自由與繁榮之弧”。其矛頭所向，盡人皆知。只是由于中國等有關國家采取了妥善的應對之策，他們才未能美夢成真。
奧巴馬和鳩山由紀夫都是打著“變革”的旗號今年先后上臺的。“變革”之風究竟怎么吹，當然還要觀察。他們都不是孤立的個人，都要受到各種勢力的制約，都有自己的難處。但初步看來，不同程度上都有鴿派色彩，起飛的方向還是正面和積極的。
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奧巴馬沒有改變，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可能改變。奧巴馬仍然是要實現“美國統治下的世界和平”（所謂“重塑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與“傾聽和領導”）。但他對世界總體形勢的觀察和認知，顯然與過去大不相同，在策略和政策上都有相當大的調整。他承認，世界已經大變，現在任何重大國際問題，美國都不可能單獨解決，美國不僅需要盟國的幫助，也需要尋求新伙伴的合作；美國要領導，必須先“傾聽”，“單邊主義”和“硬實力”的“先發制人”政策行不通了。他還贊同G7平臺應該讓位于G20平臺，即由發達國家單方面主導國際局勢，逐漸轉變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合作主導；支持國際金融體系進行符合世界現狀的必要改革，雖然還是“猶抱琵琶半遮面”，沒有觸及主導權和美國的核心利益，但畢竟是一大進步，接近國際力量對比變化的現狀，有利于時代的變遷與國際協調和合作。
日本的戰略目標也沒變，它仍然要力爭成為政治和軍事上都舉足輕重的“正常國家”，仍然要堅持日美同盟。但它明確宣示，同美國的關系應該是“緊密而平等的關系”，要求美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表示愿意充當“東方和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多樣文明之間的橋梁”; 強調亞洲是日本生存的地區，日本要重視同中韓和東盟等亞洲國家的關系，倡議建立“東亞共同體”；還說日本要考慮如何保持自己的政治和經濟獨立并保護自己的國家利益。
此外， 美日兩“鴿”起飛以來，鷹派所謂的“民主國家同盟”和“自由與繁榮之弧”之類的口號，2009年似乎也沒有再公開出現了。
這些政策和策略上的調整和變化，對中國、對亞洲、對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事業都是有利的好兆頭。這是新時期的戰略機遇，中國和有關國家都應不失時機，因勢利導，進一步推動中美和中日關系“更上一重樓”，推動“時代變遷”繼續朝著和平與發展的大方向發展。
國際貨幣多元化趨勢開始動搖美元地位——時代變遷的新征兆新趨勢之四
經過3次G20峰會和比較有力的協調與合作，在應對金融危機方面，應該說已初見成效。但最終走出危機、特別是金融體系的改革，仍然任重道遠。有關各方切身利益的矛盾和碰撞，以及核心利益再分配的斗爭和發展趨勢，當前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金融危機的爆發和發展已表明，美元的霸主地位已開始動搖，正在受到有關各方的嚴重挑戰。最有代表性的一是“金磚四國”和海灣國家的主權基金方興未艾。二是香港、迪拜乃至中國上海正在向國際金融中心方向邁進。三是出現了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和綜合化的趨勢：人民幣開始了走向國際化的步伐，同中國進行以人民幣結算貿易的國家日益增多；“玻利瓦爾美洲國家聯盟”九國決定創立地區貨幣“蘇克雷”以逐漸減少使用美元；伊朗和委內瑞拉等國已經或正在以美元以外的貨幣進行貿易結算；IMF“特別提款權”也正在醞釀包括其它貨幣。
2、關于金融體系改革，目前老牌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說得很動聽，但實際上并沒有觸及核心問題。美國的如意算盤是“割歐盟國家的肉”，“喂”中國等新興大國，說什么要增加新興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投票權，由歐盟國家“讓出”在IMF和世界銀行的3%-5%份額。但IMF決策權的投票制度（需要85%的多數通過）不變，美國手中握有17%的份額，繼續掌握“一票否決權”。所謂增加發展中大國的發言權和投票權，雖是金融改革的一大進步，但在重大問題上，發展中大國仍然沒有最后決定權。目前歐美在這方面矛盾比較突出，有關方面都在合理利用。作為戰略目標和策略部署，新興發展中大國似乎正在探討如何逐步迫使美國也“讓出”必要的份額，或者把需要85%多數通過的投票制度改為國際通用的2/3多數，從而改變“一票否決權”的不合理狀況。
此外，一個帶有全局性的重要動向是，世界各主要國家現在都已開始考慮“后金融危機”時期的出路和地位。最突出的幾個方面一是“發展模式”的選擇或調整；二是新經濟和金融政策；三是大國或相對大國關系新的組合和博弈；四是大力開展科技創新，占領制高點（奧巴馬已吹響了“低碳經濟”的沖鋒號）。中國需要未雨綢繆，深入調查研究，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及早制定相應政策。（中國日報特約評論員 王嵎生 編輯 裴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