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月19日評論版文章：年輕的尼日利亞恐怖分子嫌犯穆塔拉布面帶微笑，“坦誠”給美國的圣誕節帶來了驚恐與不安。讓人欣慰的是，此次美國只是有驚無險。雖然如此，美國人的緊張還是表露無疑，國內航空安檢再次升級，甚至似乎要走向“裸檢”的地步了。自2001年“9·11”事件以來，美國人遭受如此驚險，雖說已是家常便飯，但美國的反恐戰爭無疑走入一個較為尷尬的境地：怎么就越反越恐呢？難道真的要把全球基地組織成員“趕盡殺絕”，美國人才能安心入睡？我們如何認識國際恐怖主義這一既古老又年輕的“毒瘤”？
越反越恐的尷尬
就恐怖主義的危害來說，使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應該沒有太多異議。因為恐怖主義對于暴力的無限追求，對于威懾效應的貪婪，為的是制造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恐懼。誠然，對于如此慘絕人寰的暴行，堅決嚴厲打擊是應有之道。但問題在于，僅僅以暴力對付暴力，用外科手術式的定點清除、甚至是肉體消滅的方式來反恐，恐怕只能是治標而不治本。就如，美國自開辟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戰場以來，投入的人力、財力無數，甚至不惜以此為標準，“逼迫”國際社會表態支持美國。但現實是，伊拉克的薩達姆早已“仙逝”，阿富汗的政權更迭多次，基地恐怖組織早已備受打擊，只是成為美國大兵捉不住的影子。
為了擴大反恐戰果，美國不光攜盟友增兵阿富汗，甚至是打起了“代理人”戰爭。圣誕節的炸機未遂事件，就是源于美國支持也門政府打擊基地恐怖組織，從而招致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部的報復。美國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向巴國的塔利班軍事力量鏖戰數月，雖然軍事上戰果累累，但由于復雜的巴國政治形勢，近期巴基斯坦國內的恐怖暴力活動也是有增無減。如此，美國一面緊閉國門，嚴防死守，同時主動出擊，在阿拉伯地區直接軍事行動。美國縱然早已將恐怖活動列為國家安全戰略重點防范對象，但不得不承認的是，美國反恐效果仍是泛善可陳。那么，是否面對恐怖主義的暴力活動，嚴厲打擊的以暴制暴結果只能事與愿違呢？
堅決打擊的決心是必須的，但僅此是遠遠不夠的。要知道，恐怖極端心理以及恐怖分子的產生必須具有特定的背景和條件。如果不理解這些環境因素，那么恐怖治理只能停留于疲憊應對，而不能從根本上得以改善。
他們為何如此極端？
現代國際恐怖主義的出現，應該說與全球化的大背景緊密相關。當然亨廷頓的“文明沖突”確實過于危言聳聽和悲觀。國際恐怖主義與傳統國家戰爭的不同特點在于，他們往往不是在為了國家的利益而戰，也不是為了個人的溫飽而戰，更多地，這些恐怖分子如此拋頭顱、灑熱血，為的是宗教信仰，為的是一種對西方世界的仇恨。尤其吊詭的是，多數基地組織的精英分子，不是什么底層吃不飽飯的勞動人民，也不是什么弱勢群體。他們往往在西方接受教育，浸淫于西方文化之中，出身于豪門名戶。本·拉登曾經經商籌錢，但用來培訓恐怖分子，而不是成就世俗名流大亨。美國圣誕炸機嫌犯穆塔拉布的父親曾為尼日利亞經濟部長，剛剛卸任第一銀行董事長。而穆塔拉布在倫敦讀書期間，住的是倫敦價值400萬美元的公寓。
這些恐怖精英分子，享受的是當地現代化的勝利果實，實實在在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但在普通民眾那里，我們又可以找到諸如宗教文化威脅感的反彈，如穆斯林對于美國的文化和宗教干涉的厭惡；還有西方化的失落感，即在全球化進程中，非西方的不少地區，享受的不是切切實實的利益均沾，而是一種被遺棄、被拋棄的感覺。再加之，美國的軍事大棒到處揮舞，一會兒支持反對派，一會兒又將另一親信勢力扶植上臺。這造就了交織著各種負面情緒的弱勢群體，成為恐怖勢力滋生的社會土壤。
或許，我們難以從恐怖分子身上尋求一種獨特的人格。正如穆塔拉布在倫敦的同學驚訝地說到：“我真的非常吃驚，怎么也沒有想到他會干這種事”。但是，任何加入恐怖組織的人，必然受到過一定的挫折，這種挫折來源于個人在異質文化中所遭受的歧視和偏見，進一步又會產生對政治權力的失望感。在現實途徑不通的情況下，人才會求助于宗教信仰的力量，同時付諸于極端的手段。此外，國際層面的恐怖主義活動，不能排除從眾的可能，因為很多恐怖分子連所仇恨的對象那都沒去過，其深仇大恨卻可以漂洋過海。
前方啊，沒有方向？
面對恐怖危局，放棄嚴厲打擊政策，這似乎難以向受害者交代，也不合常理。但重磅出擊，以現代化軍事技術進行肉體殲滅戰，收效不大，甚至事與愿違，反而加深了對方的仇恨，招致更多報復。要解開這種困境，似乎難有良藥，至少須待以時日。在高科技的“贊助”下，現代國際恐怖暴力活動越來越具有非對稱特性，從“9·11”事件以來，我們可以一覽無余。
在理解為何要加入恐怖組織、解決這個動機問題之后，就能找到理解他們做出如此恐怖行為的關鍵。這也決定了奧巴馬的“開羅宣言”只是一廂情愿。奧巴馬站在金字塔上大聲求和，重塑信任，但其理由僅為美國是個種族大熔缸，美國和阿拉伯人民同舟共濟，等等這些理由，并沒有揭示恐怖分子的仇恨理由和他們的所求。況且，在軍事上仍然大動干戈之時，別人又如何相信你的友好姿態？所以，在阿拉伯地區奧巴馬有著極高人氣，但對于其個人所處的位置和所代表的西方世界，又是另一番滋味了。
經濟問題很重要，但比之更為重要的是，宗教信仰和文化的沖突如何化解？西方的基督教普世和救世情結難以改變，所以各種改造計劃紛至沓來。但世界“其他”地區是否需要被人管理、是否需要別人的干涉，這仍是值得商榷的問題。所以，在普世主義和實用主義雙重政策的壓力下，國際層面的族群和諧難以保障。宏觀而論，相互的寬容、溝通和理解，恐怕是必須的，這也只能保證溝通渠道的暢通，能否產生積極情感仍是未知數。而且國際群體間的偏見本來就無法消除。再加之現實政治的利益滲透，使得互動更為復雜，甚至惡化。
一言以蔽之，消除恐怖極端心理，最根本的還是應從軟性和長期性因素著手。短期的最為直接的軍事打擊手段，恐怕并非是長久之計。因為，即使消滅了肉體，仇恨的情緒能入土為安嗎？基于此，反思反恐的手段，就是如何權衡武力和公共外交的平衡，就是如何思考化解對方的仇恨情緒、如何在接觸和互動中增加雙方的好感。一味地強調強硬手段，我們獲得的可能是消極的安全。所以對于非傳統安全的恐怖暴力問題，僅僅依靠傳統軍事手段是遠遠不夠的。或許，面對手段的選擇，總是存在那么一些悖論和困境，這也是和諧難以真正形成的根源。
英文原文請見：http://www.ttav89.com/cndy/2010-01/19/content_9339812.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學者 尹繼武 編輯 裴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