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站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月21日評論文章：現在大家提到的“全球經濟不平衡”，通常以中國和美國為典型代表：一個是儲蓄過多，另一個是消費過多；一個是出口過多，另一個是進口過多。同時，大家還希望把這個關系變一變，看看能不能讓中國多消費，美國多儲蓄，而且主要是希望讓匯率和貨幣起作用來校正這個不平衡。在我看來，這兩個觀點可能都存在著一些偏頗。
首先，這個“不平衡”確實是存在的，但是究竟有沒有這么大的差額是個問題。換句話說，美國的儲蓄率是不是那么低，是不是消費那么多，比率那么高？這個問題需要我們斟酌。關鍵在于，現在對“儲蓄”和“消費”的定義還非常傳統，這兩個現代經濟學的最基本概念，從最初形成到現在大概已經過了100多年。其中要害的一點是用于人力資本開發的費用和支出，在現行國民經濟核算當中都被列為“消費”，但是在我看來，這種歸類很成問題。比方說教育、文化、研究、探險、考察、旅游等等，這些都是強化人力資本的活動，而人力資本正是現代經濟，特別是像美國這類最發達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我們用來買機器建廠房，這是推動我們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已經不是靠硬件推動的了，是靠軟件資本，靠知識財富，靠他們的創意、創新這些方面的投入來推動。可以注意到，美國GDP支出中恰恰在這方面的比重非常高。我仔細考察了全球500強的企業，發現美國公司的比重在最近兩年中從30%以上降到28%左右，但是他們在技術、標準、品牌等等軟件方面的領先地位始終沒有改變。一些硬件公司，比如IBM，已經轉變為服務商而不是機器制造商。在IT這個領域，生物工程領域，航空航天領域，以及其他的高科技領域乃至幾乎所有的工業領域，甚至也包括農作物種子、化肥、農藥等等領域，美國還是最先進最強大的。但這不是因為其固定資產投資多，而是因為其培訓、研發、設計等費用多，在人力資本形成方面的支出多，這些不應該被歸入消費。
當然，美國確實有消費過多的地方，哪些方面呢？一是能源。美國人口占全球5%，但是以石油為主的能源消耗卻占了21%。看看他們的生活方式可以給出許多答案。比如說，很多美國居民喜歡住在偏遠的郊區和農村，開車一個多小時才能上下班，消耗了大量的能源，排放了巨量的廢氣。二是醫療。美國人吃藥、打針、住醫院的消費太高了，占整個GDP的17%，非常難以想象。三是法律服務。美國打官司費用或者說律師創造收入占GDP的比例也明顯高過其他國家，也是極不合理的。美國應當下決心調整這三個方面。在日用消費品方面也要考慮節約。例如，一個人每年要買許多雙鞋顯然是不必要的，即使只考慮要扔掉相同數量的垃圾，問題也大得不得了。
第二，中美之間的儲蓄和消費不平衡具有相當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由于中美兩國所處發展階段不同，我們是工業化時期，他們已經是后工業化時期；我們是物質生產占主導地位，他們是服務業占主導地位；我們高度依賴要素投入，他們高度依賴知識創新。所有人都對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贊嘆不已，其實美國和歐洲盡管沒那么多的金融凈資產，但是他們各自的實物資產是中國的若干倍，生態財富是十多倍，知識和人力資本更是多得難以計數。說到底，所謂中美貿易和資本項目的失衡，是中國集中生產低附加值產品，美國集中生產高附加值產品的關系；是中國人從事粗放勞動，美國人從事精細作業的關系；是中國嚴重損耗資源和環境，美國不斷改善生態的關系。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不得不保持高資本積累率并輸出資本給美國，美國可以憑借自己在產業、技術和金融方面的優勢來控制全球資源。中美之間經濟確實是互相依賴，這種關系也是從來就不公平的世界經濟體系中最接近公平的所謂優勢互補或國際分工的關系。這樣分析下來，也無所謂失衡，可能正好平衡。最發達國家儲蓄總量不足，一些次發達或不發達國家正好擁有剩余資金；貿易逆差由資本順差來彌補，使美國既享受了廉價商品，又占用了低成本資金；美元匯率反復動蕩，美國自己不擔心，全世界替它著急。這一切奇怪現象并非始于今日，已經存在了半個世紀，歸根結底，它們都源于美國依然是現實的和潛在的最強大經濟體。
中國的儲蓄率確實很高，但是我們把資本大都投入在硬件上。而且由于體制的問題、觀念的問題，在固定資產投資過程中浪費比率還很高。我們在教育等人力資本開發方面的投入與美國沒法同日而語。舉個簡單的數字，美國教育領域就業大概占全部就業的10%。公立學校7%以上，私立學校2%以上。中國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教育大國，但吸納就業人口僅有2%。進一步看，可以發現凡是與知識資本和人力資本相關的消費，美國都比我們高得多。所以，我們不要沾沾自喜，看到中國現在是鋼鐵產量第一、水泥第一、汽車第一，建筑工地占了全世界一半左右，就覺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了。我們的結構不合理非常嚴重，我們的創新、創意，以及教育、研究等領域都非常落后，這個問題能否解決，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至關重要。
第三，人民幣匯率市場化難以解決中美經濟失衡問題。必須承認，我們的利率也好，匯率也好，貨幣也好，確實都存在著需要進一步市場化的問題，要讓市場供求和價格機制發揮作用，才能加快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但是人民幣匯率市場化以后，浮動了以后，是否就會解決中美貿易之間的失衡？我覺得非常難。因為中國勞動力成本以及其他成本比美國要低得多，不是低一點，而是十幾分之一。中國如果達到美國的生活水準，我覺得可以做到，但是這會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進一步說，即使中國工資水平、其他費用水平、環保水平等等都上去了，中國不再是主要的貿易順差提供國，不是主要的儲蓄提供國了，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亞還有大量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會接替中國，就像中國過去接替了亞洲四小龍，接替了日本、韓國一樣，還是解決不了美國制造業外移的問題。美國不可能再去生產那些紡織品、日用品，不可能再去生產那些鋼鐵、水泥、重化工產品，單純勞動密集、資本密集，或二者兼具的產業已無法生存，美國只會越來越集中到知識、技術、管理有優勢的行業。這種結構轉變就是所謂產業升級，是所有國家都會遇到的問題。中國制造業比重過高，恰恰是我們相對落后的表現，正如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起飛前期一樣。再往前看，100多年前的法國、德國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他們開始進入國際市場的時候也都是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也都有大量的盈余。尤其耐人尋味的是，中國近代貿易史上，曾經有過相當一段時期的“白銀流入”。所以，所謂的儲蓄與投資不平衡，所謂的貿易和資本不平衡，并沒有什么特別不可以理解之處。真正的問題是，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道路和它們的消費模式不可持續。更現實的威脅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落后，但消費上卻象美國一樣普及汽車、購建大面積住房，養成高耗能的生活習慣，這無疑是全世界的災難。沿著這個方向去擴大內需，擴大消費，中國和其他國家都會深受其害。
因此，就全球經濟而言，確實存在著一個轉變增長方式的問題，現有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必須被代替。換句話說，如果全球經濟失衡真的是一個問題，而且需要調整，我們應該有一個正確的方向，就是推動我們每一個國家經濟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不斷完善自己，節能減排，改善結構，提高增長的可持續性。在世界經濟已經日益全球化的條件下，所謂可持續發展絕不是哪一個國家或那幾個國家自己可以做到的。各國都不能只考慮自己，不考慮別人，更不能讓所有的好事都集中在自己國家，高工資、高就業、低消耗、低污染等等，讓所有不好的事都轉移到其他國家，這不僅是不道德的，也是不現實的。
最后，我想強調一點，人民幣國際化會使全球經濟受益。把人民幣推向國際對所有國家都有好處，尤其是對中國和美國。這方面已經有一些進展，但總體局面尚未打開，國際貿易結算中使用人民幣到現在為止仍然只有幾億元的規模。我們不能滿足于簡單地喊喊口號或者是做做樣子，而是需要扎扎實實地從技術角度考慮每個流通和周轉的細節。首先一個問題就是外商和外國機構如何拿到人民幣資金，除接受中國企業的貿易支付、投資收入之外，如果商業銀行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提供貸款，包括離岸的人民幣貸款，相信不少企業都會感興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必須要考慮到外國的企業和個人持有人民幣的成本。拿到或持有人民幣資金的外國企業和政府，如何投資生息，能不能回流到中國金融市場，能不能在海外形成一個市場。第三個問題是央行互換必須考慮到對方企業有沒有信心借這個錢，花這個錢，使用人民幣這個強勢的貨幣將來要升值，要升多少？償還的成本會不會很大？這也是非常現實的制約條件。匯率風險帶來的持有成本問題，我們必須要面對。我認為，雙方的中央銀行和有關機構應該達成一個協議或共識，找到一個機制來共同承擔這個風險。
英文原文請見：http://www.ttav89.com/cndy/2010-01/21/content_9352417.htm 。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本文是摘選自作者郭樹清于2009年12月1日在北京出席由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與美國高盛集團聯合舉辦的“金融危機后的金融改革與直接融資國際研討會”上的演講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