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2月4日發表文章全國政協外委會主任委員，曾任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在2009年11月19日由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主辦的中歐戰略伙伴關系研討會的主題演講。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成立60年，中國改革開放也已30年。中國人在此時機認真地回顧了這段歷史，總結經驗和面對存在的困難，以求繼續保持并改進社會的發展。
近幾年來，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的道路，特別是這30年發展的道路進行了廣泛的評論。最初是中國問題專家庫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經過多年的觀察和研究，提出了所謂“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他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是一種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要、尋求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發展途徑。他把這種發展模式概括為“北京共識”，主要包括三方面：1、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 2、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3、循序漸進、積聚能量。其中，創新和試驗是“北京共識”的靈魂，強調解決問題應因事而異，靈活應對，不求統一標準。
不是模式，而是案例
此后有許多評論把“北京共識”稱為“中國模式”，進而出現了從不同角度定義和評論“中國模式”的文章和專著，他們的解釋并不相同，評論也相差甚大，許多相當客觀，但也有“意識形態化”的“中國威脅論”，甚至提出要警惕“中國模式”的輸出。其實，“北京共識”和“中國模式”都不是中國提出的。
因為“模式”一詞有示范（pattern）的涵義，但在中國并無此意，所以，我在這里用“中國模式”這個詞時就得十分小心。其實，我更傾向于“中國模式”是“中國案例”的意思。今天所說的“中國模式”或“中國案例”應該是概括了中國60年以來，尤其是實行改革開放30年以來，對社會發展的理念、政策、實踐、成果和存在的問題，要強調的是這個模式或案例處于現在進行時，它還在發展中。
我認為“中國模式”最簡單的描述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的結合，至少包括這些內容：一、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二、堅持結合中國國情和改革開放政策，實行市場經濟和進行循序漸進的政治改革；三、高效率的政府，高度負責地管理國內事務和恰當的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四、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逐步地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在經濟全球化的國際競爭中，遵循國際規則。
有西方的評論說，19世紀是英國的世紀，那時英國是海上霸主；20世紀是美國的世紀，美國是軍事和經濟霸主；而21世紀會是中國的世紀或亞洲的世紀。如果這是指在21世紀，亞洲和中國的經濟和文化會復興，那將是一種可能出現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紀中國會具有當年英國式或當今美國式的霸權，則是錯誤的推斷。從中國以“和諧”為核心的文化，從中國促進世界和諧的政策，以及從中國國力和民心看，在21世紀出現“中國霸權”只是一種想象，而絕非可能發生的事實。從世界發展的多極化方向看，也不存在產生新的霸權國家的環境。
任何模式都沒有普適性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有一本新書《當中國統治世界時》（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推斷中國在2050年將成為最大的經濟體（高盛推斷2050年中國經濟總量是美國的兩倍），這是過于樂觀的預言。即使如此，中國的人均值仍遠低于美國。幸而雅克最后的結論與駭人的書名相反：中國不會統治世界，他認為從中國崛起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的復興，中國會重新坐上世界優秀文明的前列位置。歐美人可能會更多地閱讀孔夫子，中國人可能更多地閱讀莎士比亞。
中國沒有輸出“中國模式”的任何打算。有的發展中國家愿意參考中國改革開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國愿意參考他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某些做法一樣，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這是自然的事情。
輸出“中國模式”違反了中國堅持的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制定政策的原則。我們認為，不只中國，任何發展中國家正確的發展政策也都必需由它們的國情出發。也即，“中國模式”沒有普適性，正像已經高度發達的國家，其發展模式也沒有普適性一樣。
說到普適性時，我認為是限定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宏觀意義上的普適性。如“博愛”、“自由”、“和平”、“民主”顯然是有普適性的。但如到某一民族、某一國家、某一宗教，這些概念下的價值觀和具體表現又會有所區別，會有不同的特色，而這些特色也無優劣之分。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弗朗西斯·福山認定，當今的西方政治和經濟制度已經是最后的制度，幾近完美，所以歷史已經終結。他不單沒有給西方創造新模式留下余地, 更沒有給其他國家已經存在的和以后可能產生的新社會模式留下任何余地。他不顧及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歷史、文化和其他屬性,而以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形式為唯一，違背了多元化世界的現實。我擔心他的武斷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不過最近福山對日本雜志談到，或許人類思想寶庫需要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他認為中國發展模式的價值內核可以概括為“負責任的權威體制”，可見西方對中國模式的界定也是多種多樣的。
需要在實踐中完善
“中國模式”或“中國案例”是處于現在進行時。“中國模式”存在于中國，并會繼續發展和完整, 這應當是有充分理由的。中國在取得顯著進步的同時，還出現了許多必須克服的困難，其中突出的是：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平衡；過多依靠出口的經濟結構；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生、司法和社會治安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方面，問題仍然較多，消極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中國高度重視這些問題，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加強法制建設，和政策調整繼續認真加以解決。
中國對于超級大國的位置既不羨慕也不憧憬，她許多年以來專注于國內建設和解決自己的問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國際也對中國對國際的貢獻有所期望。中國也愿意承擔與國力相符的國際責任。例如，過去，聯合國維和活動中國沒有參加；而現在中國是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提供維和兵力最多的國家。在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中，如氣候變化、環境污染、自然災害、恐怖主義、跨國犯罪、毒品泛濫、疾病流行等等，中國逐年擴大了參與度。
國際輿論對中國模式的評論，無論其角度如何，甚至是中國不贊同的觀點，對中國都有參考的意義。中國目前所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需要繼續在長時期的實踐中完善。中國建設本國和諧社會和為促進世界和諧的發展方向是堅定不易的，也許到本世紀中葉中國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自己才能對“中國模式”有更為深刻的認識。（作者是中國全國政協外委會主任委員，曾任國務院新聞辦主任 趙啟正。本文系作者在2009年11月19日由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主辦的中歐戰略伙伴關系研討會的主題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