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2月11日報道：1月31日，中國國家通訊社受權播發了《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這是新世紀以來的連續第7個中央一號文件?！ ?/p>
通讀一號文件全文，“健全強農惠農政策體系，推動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新的資源要素進入農村，當然可以適當改善農村的面貌，特別是上世界九十年代開始，中國城市發展吸走絕大部分金融信貸，農民獲得貸款越來越困難，對于發展農村極其不利。此次一號文件提供發展村鎮銀行，加快培育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有序發展小額貸款組織，希望可以緩解農村金融枯竭的局面，增加農村本身的造血功能。這是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一大亮點。
但同時還必須指出的是，中國農民向城市的轉移步伐，仍需要以更大的政策力度加以推動，向城市中國的加速轉變，應該成為新的共識，在政策層面上需要體現出更強的緊迫性。
2500年的中國小農經濟證明了，一家一戶小農靠農業致富不可能。解決農民問題，還必須跳出農村本身。通過城市化讓絕大多數的農民變成城里人，讓他們在城市里安居樂業扎下根來，才能真正解決農民問題。從國際上來看，二戰以后，大多數西方國家的農民比例用了僅30年，就從50％以上降到10％以下，其城市化人口的總規模并不低于中國農民人口規模。中國改革近30年，農村人口仍保持在60％左右，比起大多數西方國家，顯然是不正常的。
未來中國農村發展方向一直是中國學界討論的焦點。對農民的專業合作社組織，此次中央一號文件也有涉及。參照國外的經驗，農民協會同樣應該是中國鄉村未來的重要組織形式。但事實上，中國農民的談判能力低下，根本之處還在于農民的數量極其龐大，難以像日本韓國的農民以合作社或農民協會的方式那樣組織起來。如果多數農民尚不能在城市里站穩腳跟，這樣的合作社組織，事實上就難以獲取很大的利潤空間，相反卻要支付高昂的組織成本。將發展農民協會和合作社作為農村發展重點的思路，目前多少還有些一廂情愿。
因此，筆者特別關注此次文件“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提法，這是中共執政黨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農民工”這個詞，說明開始對約占農民工總數60%的80后、90后農民工問題的關切。中國農村問題其實不再是單純的“三農問題（農業、農村、農民）”，在原有的三農問題基礎上，又新增了一個“農民工”問題，已經變成“四農”問題。
通過對農村的矛盾分析看，免除稅費之后的中國農村，原有的矛盾沖突在下降。而大量農民特別是新生代農民進入城市變成“農民工”，使得農民工問題越來越突出。現有的帶有隔離性質的政策遇到了越來越大的挑戰和壓力，新生代農民與他們父輩不同，他們多數受了中等教育即離開農村來到城市打工，是完全意義的工人，除了農村戶口之外，他們身上并沒有多少農民的元素，他們甚至不會耕作，因此，農村不可能是他們的歸宿。如果不能讓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里安家樂業，則中國社會便是一個斷裂特征非常明顯的社會，這一群體在未來不遠的時間將成為中國社會最大最可怕的隱患。因為一方面，這一群體的人數巨大，另一方面，這一群體聚集的特征明顯，不滿情緒容易散播，其破壞性也大。最近，廣東“東莞雙刀內褲男上演的一出戲劇化的情景，一位80后農民工覺得自己窩囊了一輩子，手持兩把殺豬刀，下身僅穿內褲，沖上馬路，一遍遍劈砍路旁一家建筑公司的大門，其后在與警方對峙數小時后，束手就擒。一個內心極度扭曲的人，以一種爆發的方式發泄自己的不滿?！案C囊了一輩子，要做件大事”，這便是他內心的呼喊，也是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典型性情感宣泄。
2010年的一號文件就此提出，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實放寬中小城市、小城鎮特別是縣城和中心鎮落戶條件的政策，促進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并享有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權益。這一口徑相比較現實，并沒有給人多大的驚喜，事實上各地的中小城市落戶都在逐步放開。而且農民工在意的也不僅是在城鎮落戶，他們看重的并不是城市戶口還是農村戶口，而是能否享受到城市的社會保障以及受教育的權利。至于擁有農村戶口也不是什么累贅，有農村戶口，意味著可以另外在農村擁有宅基地和耕地。實施積極的城市化，關鍵不僅僅是放開戶口，更在于不分戶口，普遍提供國民待遇，使得附著于戶口的特殊功能實現均等，包括向農民工子弟提供同等的城市教育，普遍向農民工提供保障住房，做到安居樂業。一號文件首次使用“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發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的信號，但在具體做法上顯然還欠缺許多，并沒有拿出多少開拓性的舉措來。
執政者應該從寬廣和前瞻的視野看待這個問題的緊迫性。打破戶籍制度的樊籬，并給予農民以公平的公民待遇，讓他們成為城市公民，不僅是推動農村發展、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同時它還制約著中國改革的下一步展開。如果實現不了鄉村中國到城市中國的轉變，事實上所謂的法治變革也難以提上日程，因為從根本上說，法治政府是城市化國家的需要。
如果沒有進城農民的公民待遇，中國發展的代價，仍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通過犧牲農民和農民工的利益來承擔和維系。這顯然不是一種良性的循環。從第一個一號文件至今，“三農”依然是需要亟待求解的問題，中國的轉型尚未出現實質性的突破。今天的新農村建設，不能僅僅把視野局限在農村的硬件建設，比如“建材下鄉”這樣的措施，其效率究竟如何，尚值得懷疑。只有積極的城市化政策，才是對新農村建設的最大支持。歷史已經具備了條件，步子應該大一些，魄力也應該再大一些。（作者是北京新京報評論部 張傳文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