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3月11日報道：2010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就中國公共外交、中國模式、以及中國國家形象等熱點話題接受了《中國日報》記者專訪。
趙啟正說，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是互補的，通過公共外交能夠更加準確地向世界“解釋(explain)”中國政策、“呈現(present)”中國國情。但我國在公共外交方面的陣容不夠強大，主要是因為能夠廣泛、深入從事公共外交的人才不夠多。
針對近幾年國外熱炒的“中國模式”，趙啟正說“中國無意于輸出任何模式(model)”。中國的發展，更確切地說只是一個“案例(case)”，而且這個案例正在形成之中，估計到了本世紀中葉才能更加清楚。
關于中國的國家形象，趙啟正認為西方對中國形象的了解多來源于西方媒體、電影、傳說，“失真的地方比較多”。我們中國媒體要努力成為世界的主流媒體，才能夠有力地說明真實的中國，這就是中國媒體的任務。他強調“真實的中國包括我們的進步、成就，缺點也不必掩飾。”
具體實錄如下：
問：“公共外交”是近年來中國對外交往中越來越熱的一個詞匯，您本人也是中國公共外交最主要的推動者。但普通老百姓對“公共外交”并不十分了解，您能談談中國公共外交的內涵嗎？需要哪些人做什么具體工作來推進它？
趙：隨著“地球村”逐漸變為現實，國際間的交往越來越多。事實上許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其外交主要由兩部分構成：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國際交往中，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往往是一個互補的陣容，而不是單獨作戰。中國的公共外交，更表達了公眾的意向對和政府外交的支持。
政府外交是代表國家主權的。比如說雙邊談判、簽訂協議、發表聲明、在聯合國等多邊場合維護國家利益和促進世界和諧等等都是政府外交的職責。
而在對外交往的很多其他場合，民間機構、分政府組織、團體、有影響的人物，如學者、輿論領袖、社會活動家乃至普通民眾都有參與，這就是公共外交了。公共外交有多種形式，比如說胡主席到耶魯大學演講，面對的是公眾，這也是公共外交。比如我們政協的一個代表團到外國訪問，組成人員可能有前官員、現官員、企業家、教授，和民主黨派的精英人物，訪問的對象可能是對方的內閣或者議會；也可能是對方的媒體；也可能是智庫。這種交流中，雙方都在表達本國的文化、國情和政策，回答對方對我們的問題，同時也要傾聽人家對我們政策的見解和他們對自身政策的解釋。所以談論的話題比較廣泛，且不拘泥于外交語言。因為雙方不是代表國家去簽訂什么協議、或者什么聲明。所以會談可以相當廣泛深入，可以更為直率、生動的表達。
舉例來說，參加“博鰲論壇”的民間人士要遠遠多于政府官員。參加“達沃斯會議”的民間組織、智囊機構、公司等團體大概有一萬多人，而政府人員連十分之一都沒有。媒體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角色，像“中國日報”的任務是向外國公眾表達中國的國情和觀點。
問：中國的公共外交目前面臨什么主要困難？哪些人群在從事著公共外交？
趙：公共外交在中國其實很多年以前就存在了，但是陣容不夠強大。主要是因為能夠深入、廣泛地從事公共外交的人才較少。在我看來，現在有這樣幾方面的人所做的公共外交的工作比較多：一是常年在外交領域、外貿領域、對外傳播領域工作的有經驗人士；二是我們很多大學的國際問題研究人員、媒體人士、中國的跨國企業的領導人、宗教領袖。還有民主黨派的領導和他們中間有較強對外交往能力的人士等等
當然更廣泛地說，像奧運會、世博會的志愿者，他們盡管可能沒有機會去深入地闡釋中國的政策，但他們的形象也是在告訴外國人中國人是什么樣的、我們是誰；也在表達中國。
問：關于“中國模式”，這也是近幾年，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后，國際社會熱炒的一個話題。您認為有所謂的“中國模式”嗎？怎樣定義它？另外，目前國外對中國模式有很多種表述，例如“China Model”、“Beijing Consensus”、“China Pattern”，您覺得這些表述準確嗎？中國模式的發展到底到了什么階段？
趙：“中國模式”這個詞是外國人先說起來的。“China Model、 Beijing Consensus、 China Pattern”這三個詞最近4、5年逐漸流行。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周年、國慶60周年的時候，這個詞匯的使用量極大。
中國有自己的表達，叫做“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仔細地調查過，外國人所說的“中國模式”，大概有十幾種說法，不同的人說的內涵其實并不一樣。
所以在談“中國模式”的時候，定義的多樣就會有一些麻煩。我們是接受這些說法，還是不接受這些說法呢？我想可以把“中國模式”定義成：新中國成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政治體制、經濟政策、社會發展的理念、政策、實踐的過程及其結果。而這個結果包括成就和不足兩方面。不足之處總理已經在這次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了，如高房價、教育機會不平等、分配不公等。
“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處于現在進行時，到本世紀中葉趕上發達國家中等水平時會比今天更清楚，也更完善。
我覺得今天如果從研究的角度來看，還是說“China Case”，即“中國案例”要確切些。“案例”是指事實，不會引起歧義；“模式”則加了人為的定義，用的時候要謹慎。如果說中國的“Pattern”或者“Model”，就多少有示范和樣本的意思。人家會說：“你在傳播吧！你在跟某個國家的模式競爭吧！”
我想強調的是：中國無意推廣自己的模式。理由是中國的哲學認為，必須結合自己的國情制定政策才能成功。對中國如此，隊他國依然。
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國家之間互相學習，在某某些經驗“拿”過來是很自然的。我們研究全世界的經驗，其他國家也研究中國的經驗，但不是整體地“拿”，整體地用。
我們當然期望中國越走越成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廣闊，并且我們確信一定會成功。
問：哥本哈根會議后，西方出現了新一輪批評中國的聲音，說中國不負責任。對于這種觀點，您已經在全國政協首場新聞發布會上做了有力的駁斥。在這些觀點背后，您是否覺得中國的國家形象目前存在問題？中國到底想以一種什么樣的形象出現在國際社會中？
趙：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后，有些西方政要和媒體猛烈地攻擊中國，我在2日的政協新聞發布會已經做了駁斥，現在就不重復了。
形象究竟是什么？形象是一個外國人、或者本國人對一個國家主要特色的認知和記憶。比如說我們對中國形象的認知是什么？中國是一個大國、擁有56個民族，人口眾多。這些都屬于客觀“屬性”。還有就是印象，中國人善良、博愛、勤勞。這是我們的認知，但是人家不一定這樣看。如1900前后，史密斯寫了《支那人的氣質》，這是魯迅提到的一本書。這里面寫了很多中國人的缺點，他的觀察頗不準確但是那就是100年前許多外國人頭腦。的中國形象
形象是客觀事實通過傳播產生的。但是今天外國人對中國的認識多數是通過西方媒體、西方電影、乃至傳說構成的，失真部分很多。我參加過一個討論會叫“如何塑造中國國家形象”，這個命題本身值得推敲，實際上塑造、建設的是國家，傳播的是形象。
傳播要有感染力的基礎是要盡量客觀，當然也要生動活潑，講究藝術性。
所以我們要著力建設好中國，并希望國際媒體也能較客觀地傳達。至于怎么評論，那是作者的立場的。“哥本哈根會議”中國做得好，但是國際傳播的不好，我們的聲音沒有廣泛地傳達出去。
我們中國媒體要成為世界的主流媒體，才能夠有力地說明真實的中國，這就是中國媒體的任務。真實的中國包括我們的進步、成就，缺點也不必掩飾。我們明白自己的缺點，但我們在改進中。如何改進，請世界拭目以待。
英文原文請見：
http://www.ttav89.com/cndy/2010-03/11/content_9570507.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中國日報記者 張海洲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