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消息：英文《中國日報》4月20日報道：每當地震發生，世界范圍內的媒體都會摩拳擦掌，對發掘豐富的震后新聞滿懷憧憬。盡管地震本身只是一種發生分布極為不均的自然現象，但有關地震的報道卻是世界新聞傳播市場上各方公認的“搶手貨”。災難新聞會通過移情作用帶給受眾地震現場的那種震驚、悲痛和強烈的逝去感。雖然地震是地殼運動的自然結果，但卻往往給人類帶來堪比戰爭的破壞和損失。戰爭完全是人類自己一手制造的愚蠢而荒唐的悲劇，而地震造成的創傷卻不是人為原因造成的，但在巨大的損失面前，人們總是習慣于在地震后以挑剔的眼光審視后續救援工作的成效。
我清楚地記得1995年在日本神戶地震災區看到無家可歸的市民聚在篝火旁取暖，排隊領取飲用水和方便面。人們對日本政府的救援工作頗為不滿，指責政府嫌貧愛富，只救援富人區，對窮人區不聞不問，任由地震造成的大火蔓延。日本政府的確沒能通過自己的行動達到居民對“安全家園”的期望，但災民們的指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意氣用事。在大災面前尋找發泄怨氣的出口是人之常情。指責地球是徒勞的，災后人們的沮喪之情開始逐漸蓄積，開始為自然災害尋找人為因素的解釋。從發泄情緒的角度來看，這種指責行為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種指責其實是非理性的，毫無邏輯可言。
目前還沒有確鑿地證據證明某次地震是由政府引發的。但震后，政府往往首當其沖地受到質疑和指責。自從人類結成部落、社會，建立起國家，在人的頭腦中便存在一種潛在的社會契約關系，政府有責任和義務認真、高效地應對自然災害的挑戰，最大限度地減輕公民損失。在古代中國，人們把自然災害稱為“天意”，并且根據統治者對大災的反應評判其政治才能。這種邏輯依舊延續至今。中國的同一地區在兩年內經歷了兩次大地震。災區深處內陸，或山區，或高原，先不說當地救援的難度，就是去一趟都要十分不便。但我們看到有那么多不畏艱險的勇士此刻挺身而出，從這個國家的各個地區啟程馳援災區。與汶川地震救災時一樣，溫家寶總理在震后數小時內即趕到震中。考慮到路途之艱辛，總理抵達災區速度之快在各國領導人中恐無人能出其右。他親身趕赴一線指揮救援代表了國家權力精英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注。
在這樣的大災面前，各國際組織和聯合國的救援與本國救援比起來充其量只能算作補充。中國政府能夠在較短時間內調動全國的物質及人力資源，協調指揮救災交通運輸體系。這些救援的主體及基礎性工作都是國際救援無法做到的。塵埃落定，評價政府表現的最合理方式是衡量救援工作的效率，以及醫療、食物、飲用水和帳篷等救援服務及物資的供給速度。當然，震后也是一個審視建筑及建材質量的好機會，盡管這無異于亡羊補牢，但對于指導和加強今后相關工作都不無裨益。
地震消息完全是主打“人情味”的。但如今的商業化媒體在報道地震時往往劍走偏鋒。海地地震后，美國媒體祭出連篇累牘的封面故事、冗長的電視特別節目，脫口秀及著名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們在震后廢墟上忙著搶占有利播報位置，為爭奪受眾眼球竭盡炒作之能事。把原本應該客觀而充滿人情關懷的地震報道敘事轉變成一場徹頭徹尾的由商業廣告驅使的收視率之爭，明星大腕薈萃，在鏡頭前故作姿態。在震后廢墟的場景下，媒體明星們真的需要以他們招牌式的發型和撲粉的臉蛋搭配上旅行裝出鏡嗎？人道主義訴求就此成為消費社會的媒介商品要素之一。或許是因為海地地震距離美國太近了，美國發達的商業媒體市場絕不會放過這樣一次新聞盛宴。海地本國的媒體又如此薄弱，美國媒體充分解剖災難前后的所有新聞線索及細節，將災難信息包裝加工成屬于各個媒體機構品牌的媒介商品，穿插上賣肥皂、汽車的商業廣告，并感染以自命不凡的正義色彩，推銷給對災難新聞趨之若鶩的蕓蕓受眾。
但這次青海省玉樹地震發生后，并未出現這樣浮躁而功利的媒介景觀。中國的人道主義救援機構，不論來自官方，還是民間，都迅速做出反應，以最快的速度趕往災區。中國的媒體則以專業的職業精神和過硬的職業素養，及時、全面、深入地報道著來自救援一線的最新消息。外國記者也是本次地震救援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像《紐約時報》這樣以人道主義敘事著稱的美國精英媒體最近因為其對種族因素的忽視備受指責，此次藏民區地震時，這份報紙試圖從民族因素的角度出發進行報道。但總體而言，該報提供的獨立報道還是比較客觀公正的。中國政府和媒體震后反應迅速、及時、高效。駐華外國記者此次對玉樹地震的報道摒棄了以往災難報道嘩眾取寵的炒作手法和內容。在這樣的語境下，那些“嗜好”災難新聞報道的國際媒體在此次玉樹地震后集體息聲是其必然選擇。
作者菲利普·坎寧安（Philip J Cunningham）為美國紐約州康奈爾大學訪問學者。
英文原文請見：
http://www.ttav89.com/cndy/2010-04/20/content_9750031.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