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6月16日評論文章：中國的拆遷制度是世界獨一無二的法律制度，其誕生的標志是1991年3月22日公布實施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從物理學的角度來講，拆遷本是一個人類的很簡單的常見的活動，即拆房子、遷人走。然而這種全世界都存在的活動，由于中國特色而逐步演變成了受到社會普遍批評的一種公權力主導下的強令房屋所有人和使用人搬遷、直至侵犯公民基本人權的法律制度。
2007年8月24日，原建設部部長汪光燾代表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報告，因《物權法》將從10月1日起執行，而《拆遷管理條例》與《物權法》相抵觸，將停止執行。為此，要求修改《城市房地產管理法》，授權國務院制訂《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拆遷補償管理辦法》。這是最高官員首次公開承認《拆遷條例》與《物權法》相抵觸，承認《拆遷條例》違反《立法法》的規定。同月28日，人大常委會通過了相應的決定，標志著決策層認可了社會對該項制度違法違憲的質疑，標志著當年10月1日《物權法》實施起進入了后拆遷時代。
近3年來，后拆遷時代表現出四個特點：
一是所有有良知的人都承認現今的拆遷由于不區分是否是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以公權力強力推進，損害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是違法違憲的，是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背道而馳的。而此前對拆遷是否違法違憲是有爭議的。
二是絕大多數地區并沒有因為有了憲法、物權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等法律的規定而停止拆遷，反而加大了拆遷的力度，大江南北狼煙四起。其中有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更多的是貪官酷吏的胡作非為。而此前許多地方對拆遷是有節制的。
三是后拆遷時代有了征收的商標，許多地方政府撕去了“裁判員”的面具，毫無顧忌的公開成為運動員，各種拆遷“指揮部”應運而生。政府張貼的“大拆遷”的標語到處可見，其氣氛早就超過了2004年初的湖南嘉禾縣。而此前許多官員尚不愿意成為拆遷運動員的。
四是后拆遷時代何時終結尚無日期。拆遷活動在造成資源極大浪費的同時加劇了社會矛盾，導致血案頻發。后拆遷時代的唐福珍、席新柱、陶興堯等人的以自焚抵制拆遷事件，再到張劍、周穎智、揚義等人的以暴力反抗拆遷事件，件件血案敲擊著所有的有良知的中國人的心。而此前人們是寄望于對拆遷制度的修改及“征收條例”的出臺，很快結束拆遷的混亂狀況。
所有具有基本法律知識并保持基本的良知的人都能看到，雖然拆遷之后蓋起了更多的高樓，卻使民怨增多。后拆遷時代的拆遷猶如悍貓在瓷器店里抓老鼠，抓到了老鼠卻打碎了比老鼠更重要的瓷器。如果我們真的想構建和諧社會而不想讓黨章和憲法的規定僅僅表現在口號上，我們就應當盡快終結后拆遷時代。
終結后拆遷時代看起來難，其實簡單，關鍵是人們要有所作為并有所不為。歸納起來就是堅定的站在廣大人民群眾一邊，從立法和政策制定的宏觀層面和執法的微觀層面把握權力與權利的平衡點。
從立法和政策制定的宏觀層面把握權力與權利的平衡點，我們首先應當關心的是清除2001年所修訂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余毒。人大授權國務院制訂《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拆遷補償管理辦法》已經2年半了。本來憲法、物權法已有了相應的原則，部門法和法規以此作更細的規定不應當難產，偏偏這個行政法規就有點難產。究其原因，難就難在如何平衡地方政府、開發商、房屋所有人和使用人的利益。
其次，雖然《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許多謬誤是當前拆遷矛盾的源泉之一，但非全部。如唐福珍、席新柱、陶興堯等人的悲劇就與《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沒有直接關系而是所謂的征地拆遷即原為集體土地上的拆遷。所以需要強調的是，要真正維護公民的房產權，終結后拆遷時代，僅修改或廢止拆遷條例是不夠的。而是要以對整個拆遷制度進行修改作為突破口推進政治體制和房地產制度進行改革，從立法和政策制定的宏觀層面把握權力與權利的平衡點。
我想，當前盡快要做的事有三：
第一、廢除現有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而制訂符合《憲法》規定的不動產征收法律法規。按照《憲法》《物權法》的規定對《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城鄉規劃法》進行修改，徹底消除地方政府通過拆房賣地牟利的渠道。如果僅僅是廢止《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并不能改變目前拆遷擾民的狀況。
第二、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政治。如果能真正做到讓人民在政策和法律制訂、官員選拔任用上有話語權、監督權，干部們的權力將受到制約，就能減少貪官酷吏產生的土壤，減少拆遷擾民現象的發生。而執法機關要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執法為民，決不允許以所謂的“政府行為”作為損害群眾利益的保護傘。依法保護群眾的正當防衛的權力，遏止暴力拆遷蔓延的勢頭。
三、落實科學發展觀要聯系實際，堅決廢止土地財政和“政府經營城市”的理念。這就需要在“精兵簡政”的同時改革財稅制度，使基層政府減少財政壓力帶來的拆遷沖動，使多數公務員能潔身自好。
在立法環節有重大進展的同時，如何在執法的微觀層面把握權力與權利的平衡點？對此，我近些年在辦理拆遷糾紛案件之余，常思此事，頗有感受。
首先，社會和諧的必備條件是法律作為社會的行為規范受到普遍的尊重和敬畏。然而實際情況是作為社會公平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司法基本失去作用。被拆遷人在受到侵害報警無用，告狀無門的現象普遍存在。當警察站在非法拆遷的現場是充當非法拆遷者的保鏢而非保護公民的房屋不受侵害，公平正義就蕩然無存。當人民法院普遍存在“讓行政機關勝訴是支持、讓行政機關敗訴是添亂”的錯誤認識，一味“遷就和袒護損害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違法行政行為”時，被拆遷人普遍面臨著行政訴訟的“立案難”、“勝訴難”的困境時，何來對法律的尊重和敬畏？當法律無力保護民眾不受侵害的時候，我們又如何能要求民眾遵守法律？
近日，新華社記者報道，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在全國法院行政審判工作座談會上提出，人民法院必須在思想觀念和工作思路上作出調整，正確處理行政審判的幾個關系。江必新強調，人民法院要切實克服孤立辦案、機械司法的習慣性思維和被動做法，注意防止和避免出現案結事未了的尷尬局面，真正將審判活動變成有效化解矛盾的過程，將解決行政爭議變成社會有關方面共同參與并承擔責任、履行義務的過程。對此，我希望這次會議的精神能得到落實，失去的防線能得以重建。
其次，我一直感到血案頻發與當事官員的善惡即道德觀有關。全國都在拆遷，為何有的地方血案不斷，而有的地方風平浪靜呢？分析這些因拆遷矛盾引起的血案，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事件并非敵我的生死之爭，矛盾都是可化解的卻沒有化解而產生悲劇的主要原因是有關的執法者不能與人為善。客觀現象是這些糾紛的當事官員與被拆遷人多為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鄉鄰，為何不能盡力防止血案的發生？是利益所使，還是人的品性所致？當我們一次次聽到當事官員曲改法律而無視被拆遷人生命的豪言壯語時，只有視這些官員非常人也。
《三字經》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可見世人生下來的時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成長過程中，后天的環境不一樣，性情也就有了好與壞的差別。拆遷的當事官員亦然是后天環境致使性格有異而使矛盾激化，故有善惡之分，十分需要補上善惡觀這一課。
何為善？我認為“善”，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單純，善良，而是一個人內心的寬容，思想上的博愛，與人與物的忍耐。 而與人為善是善中首要者。《孟子·公孫丑上》曰：“與人為善 善莫大焉”。故與人為善是中國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講的仁義道德，佛家講的普度眾生，道家講的修身養性，都是一種與人為善精神的體現。具體表現為以善意的態度對待和幫助他人，如此，有何拆遷糾紛不能化解？
化解拆遷糾紛中“與人為善”當有四層意思：
一是拆遷糾紛的執法者要寬容大度。即事事處處為民眾著想，胸襟寬闊，豁達大度，不計小怨，公正執法。切莫以已手中的權力去刁難當事人，更不視給當事人設置障礙為樂。
二是拆遷糾紛的執法者要常懷善意。見到被拆遷人得到較好的補償，不要心生忌妒，故意挑剔。見到被拆遷人的困難，要以善意的態度，真心誠意地予以幫助，使其得到公正的待遇。
三是拆遷糾紛的執法者勿以善小而不為。要常懷愛心，以幫助解決當事人的困難為樂。要盡自己的權力為民造福，扶人之困，濟人之難。即使能力所限也應據理力爭。
四是拆遷糾紛的執法者接待當事人要態度和藹，以法服人，以情動人，使矛盾得到緩和直至化解。切莫以勢壓人，激化矛盾。
總而言之，與人為善，善莫大焉。“與人為善”是一種崇高的道德修養，是中華民族的一種傳統美德，更是今天構建社會和諧的一種潤滑劑。如果執法者都做到了“與人為善”，那么，在良法之下化解拆遷糾紛就非難事！終結后拆遷時代，構建和諧社會就指日可待。
英文原文請見：
http://www.ttav89.com/opinion/2010-06/16/content_9979471.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 王才亮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