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6月17日發表評論：在世界經濟爆發復合型危機的關鍵時刻，占世界經濟80%的20個大國首腦歷史性地聚集華盛頓，共同協商拯救經濟的全球行動。會議一致同意采取拿出巨額資金、救市；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對IMF注資、增加救助資本；改革金融體系等重大舉措。結果堅定了市場信心，穩定了危機形勢，現在除了歐元區還存在局部動蕩外，世界經濟已經成功地從崩潰的邊緣回到基本安全狀態。首屆峰會取得顯著效果后，20大國集團又舉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峰會，如今2010年即將于6月在加拿大召開第四屆峰會。每次20國集團金融峰會討論的議題和達成的協議，對世界經濟形勢發展都能起到實質性推動作用，似乎一個全球經濟最高協調機制正在發育、成長。目前全球學者正在從各個角度熱心分析、研究G20峰會將向何處發展，前景如何？如果從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角度分析，G20峰會正在扮演超主權協調角色。如果這一角色越來越成功，世界經濟無疑將步入超主權時代。
一、 經濟全球化和危機也全球化
2008年以美國大型金融機構雷曼兄弟倒閉為發端，世界經濟由次貸危機演變為金融海嘯，并通過世界經濟體系傳導至全球。我們看到世界跨國公司全球化經營，世界各國政府推行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全球合作政策，經過長時期發展形成如今的一套比較完善經濟體系，確保全球經濟通暢運行。這個體系是由全球經濟組織、全球市場、及全球產業鏈等相關部分構成一個有機整體。此次在世界經濟頭號強國--美國發生大型金融機構倒閉，通過金融市場一夜之間傳導到全球，各國股市相繼暴跌，匯市劇烈波動，商品價格大幅動蕩。不僅如此，當美國金融海嘯深入影響到美國實體經濟，使得美國進口巨減時，進而引發全球貿易大倒退、全球產業鏈斷裂，眾多制造業企業、服務業企業隨之倒閉等等。顯然應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而產生的世界經濟制度、規則、秩序所構成的框架體系，相互融通的市場運行體系，及全球產業鏈結的全球經營體系一方面給各國經濟發展鋪平了道路，掃清了障礙。另一方面當世界經濟某個重要部位發生重大問題時，危機就會隨著世界經濟體系傳遍全球。因此人們有理由提出：對于全球發生重大經濟問題時，解決的方法顯然需要建立一種“全球管理體制”。
二、全球危機呼喚全球協調、監管體制
2008年全球化危機也給全球化發展帶來新的機遇。當世界經濟處于經濟景氣繁榮周期、順風順水時，即便發生一些貿易摩擦、經濟糾紛、局部市場發生動蕩等情況時，也會因易于克服、受沖擊對象承受能力強等理由，人們還沒有迫切需求建立全球性協調機制，也很難取得一致認識。但此次金融危機爆發，來得猛烈、突然，幾乎一夜之間全球經濟損失數萬億美元，有人形容當時的經濟情況如同物體從懸崖自由跌落，下面是一片深淵。世界最發達經濟大國--美國、歐盟、英國發生重大金融危機、整體遭遇重災，這是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前所未有的嚴峻形勢；不僅如此當時世界資源價格暴跌使資源出口國經濟遭受重創，使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如中國、日本出口大跌，世界各國經濟均無一幸免、遭遇重挫。面對金融海嘯強烈沖擊，民間部門幾乎毫無抵抗之力，一個國家政府財力有限，均不足以及時制止危機的蔓延。擺在人們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條：需要世界經濟大國，經濟實力強大的國家帶頭倡議，全世界大團結一致，共同采取行動救助經濟。
三、G20應運而生
人類社會之所以可以取得今天高度文明進步的成就，就在于人類善于總結經驗，汲取教訓，發現和提出問題，以及開動腦筋，解決前進道路上遇到的各種問題。此次，世界經濟發生復合型危機需要汲取的教訓廣泛而深刻。簡單地說自從二次大戰以來，世界上實體經濟一般發生過周期性調整，如今籠統地稱之為“經濟衰退”。可以稱之為“危機”的只有兩次石油危機。但金融危機卻屢有發生，且危害程度越演越烈，越演越廣。解決實體經濟衰退，各國政府宏觀調控經驗都比較豐富，且卓有成效，屢試不爽。但面對金融危機卻往往顯得束手無策。究其原因在于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在金融經濟領域各國相互聯系最多，最密切，股市、債市、匯市、商品交易市場等早已結成直接聯動關系、一體化關系。金融危機爆發往往超出一國范圍，而一波又一波沖擊的影響則會輻射世界各地，會向實體經濟各個領域擴展。而各國政府調控經濟的政策措施僅限于本土范圍內。顯然，超越主權范圍的金融危機需要采取超主權調控。因次，在第一屆金融峰會召開之前，筆者率先提出“改革以美元為核心的世界金融體系，應向著建立世界央行方向推進”，提出“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功能，在金融監管、資產評估、世界貨幣等領域發揮作用”。而在第一屆金融峰會上20國首腦達成諸項一致，其中就包括成立金融研究小組，研究以上課題的內容。隨著第二屆、第三屆金融峰會召開，我們看到，一個世界范圍、引領發展、協調關系的超主權機制正在形成。
四、G20作用在不斷強化
嚴格講如今G20峰會已經不限于金融領域，例如在倫敦峰會，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世界經濟下一步發展迫切需要實現再平衡。即美國應該增加儲蓄，擴大出口；中國和日本應該增加消費，擴大內需；歐盟應該推進結構性改革。此項建議一經提出，就得到與會共識，各國政府也在積極研究制定相關政策措施。顯然G20峰會已經超出金融領域，而成為引領、協調世界經濟全方位發展的機制。進而，我們還看到，G20峰會還設置一些課題組，組織專家專題研究會議提出的各項課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G20峰會將每年舉行兩屆，今年6月將在加拿大，9月在韓國舉行峰會；我們還看到，圍繞G20峰會召開，金磚四國首腦連續召開峰會，或是向G20峰會提出議題，或是督促G20達成共識如期落實，抑或溝通信息、協調立場等等，似乎正在成為G20峰會一個組成部分。
展望第四屆G20峰會，預計峰會還將突出“中國因素”，解決主權債務危機將成為重要議題，針對救市政策將提出因地制宜，慎重退出的表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和強化或將提出更加清晰的框架性協議，針對世界氣候大會根本哈根達成的初步協議提出更加堅定、明確、方向性意見，甚至不難預料新一屆峰會將提出更多的機制化措施，在全球經濟更加廣泛和深入地發揮作用。
五、我國在G20扮演的角色
對于我國來講，世界經濟發生嚴重復合型危機，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我國遇到的挑戰主要在如下幾方面。
首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未在國際重要場合像如今在G20峰會那樣發揮突出的作用。
其次，我國開展經濟外交經驗尚淺，對全球經濟峰會幾乎是陌生領域。
其三，應對復合型經濟危機難度更大，我們的經驗幾乎處于空白。
其四，由于我國參與世界經濟外交極少，對世界經濟體系運行缺乏全面、系統了解，特別是對世界金融體系運行更加陌生。因而對其改革在短時間內更加難以提出成熟的解決方案。
然而，我們親眼目睹我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首屆G20峰會率先呼吁各國政府不出臺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勇于承擔貿易大國的責任，從而得到與會首腦一致響應。應該說與會各國首腦及時醒悟和接受上個世紀30年代大蕭條教訓，集體行動預防實體經濟再現大蕭條，這是一次成功的案例。當然，我國配合國際行動，救助經濟，迅速、果斷地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不僅實現本國經濟“V”字型復蘇，還通過擴大進口，帶動世界經濟復蘇，成為主要動力之一。我國還同意拿出巨資，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力，救助更加困難的國家，我國還積極參與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等等，這些都說明我國及時抓住了機遇，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但是，我國如能科學整合資源，今后還能發揮更加突出作用。
首先我國人民幣推行國際化戰略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世界上只有大國、經濟實力強國才有機會實現貨幣國際化，成為國際貨幣。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利用其強大的綜合實力，果斷地將英鎊排擠出世界金融核心，一舉將美元扶植為世界核心貨幣，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講：美元、石油和控制海洋是支撐美國實施世界戰略的三大支柱。
歐元地位岌岌可危。德法主導西歐發展，經歷40-50年的努力，于1998年成功地締造了世界第一個超主權貨幣——歐元。但在科索沃戰爭、金融海嘯、主權債危機等重大事端接二連三沖擊下，歐元節節敗退，現在只能一方面自救，另一方面伸出雙手請求國際援助，構筑防御工事，希望保住歐元不會崩潰。
日元淪落三流。戰后日本努力發展經濟，30年歷經圖志，成為世界經濟第二大國，借助日元升值，大力推行日元國際化戰略，一度有機會挑戰美國。但被美國金融機構施放“泡沫戰術”擊敗，功虧一簣，現在日元只能與英鎊為伍，淪落在三流地位。
在美國爆發金融海嘯，美元地位再度動搖。以美國為代表世界經濟金融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盡頭。美國靠金融帶動經濟增長，駕馭世界經濟的發展模式，由于其金融產品質量低劣、可靠性差、風險評估不準，國際上客戶已經不會輕易購買。因此美國金融業規模過于龐大，結構失衡，調整勢在必行，相應地美元雖然面對歐元、日元、英鎊暫時還算堅挺，但其潛在主權債危機令市場交易參與者一直抱有高度警覺。
人民幣潛在影響力巨大。應該說美元、歐元、日元、英鎊等國際貨幣遭遇沉重打擊的情況下，我國經濟規模做三望二，貿易規模坐二望一，外匯儲備世界第一等這些有利條件成為支撐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支柱，國際市場上需要像人民幣這樣穩健型貨幣參與。因而，當前及今后相當長時期是我國實行人民幣國際化戰略重大機遇。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與創新。目前我國人民幣在資本項下不可自由兌換是實行國際化最大障礙。由于我國政府對人民幣自由兌換存在若干擔憂，對匯率制度改革一直采取慎重態度，而且迄今這種慎重態度還成為我國經濟實力增強的重要因素。在此情況下，主張匯率穩定的政策似乎更有理由保持穩定。但是穩健派對人民幣匯率風險評估存在若干誤區。一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一旦實行自由兌換，人民幣必然升值。其實不然，因為，我國企事業單位甚至個人的外匯帳戶幾乎為零，這對世界貿易大國來講是一種極端情況。早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外匯管理制度規定匯入的外匯都必須短時間內強行兌換成人民幣。如果放開外匯管制，我國企事業單位個人賬戶對外匯潛在需求將轉為現實需求，從外匯資金周轉造成國內對外匯的需求將會成為巨大的支撐外匯升值因素，而不是人民幣升值。其次，我國貿易順差正在大幅減少，支撐人民幣升值實體因素正在弱化。其三，我國對韓國、日本、臺灣貿易結構性逆差，放開人民幣自由兌換，人民幣兌韓元、日元、臺幣不然大幅升值，整體上將抵沖人民幣匯率升值。其四，我國發展經濟將長期面臨巨大資源需求，利用充裕的外匯收購海外資源已經成為極其緊迫的問題，大量對外投資需求也將抵沖對人民幣的需求。其五，有人擔心，人民幣實行自由兌換，外國資本將大舉進入國內市場，涌向房地產和股市，制造類似日本當年的泡沫。我國房地產發展階段與日本完全不同，我國股市剛剛進入全流通時代正值資金嚴重潰乏時期，況且我國政府對市場泡沫化傾向已經十分警覺，正在打擊泡沫。這與日本政府當年不承認經濟存在泡沫完全不同。其六，有人擔心，一旦人民幣自由兌換，人民幣萬一升值的話，我國出口企業必將遭受重創，經濟增長將承受重壓。事實是，我國經濟增長水平不僅保8%無憂，且有些過熱，借助人民幣升值逼迫企業調結構，擴大內需，還有預防經濟過熱作用，何樂不為。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應該有因創舉。當然，我們也應該承認，國際資本大進大出，突然沖擊一國市場，會對該國經濟造成巨大危機，如1997年東亞、俄羅斯爆發金融危機。對此，我國改革匯率形成機制，可以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參照國際上貨物貿易救濟措施原理，當一國某行業進口對其造成重大沖擊，則允許受沖擊國采取臨時保障措施，制止沖擊行為。我國外匯管理改革也可參照制定，政策預先規定當國際資本大進大出、對我國經濟、市場正常交易造成恐慌時，有關部門就可以立刻采取中止資金出逃，防止國際炒作沖擊。這項措施可以稱作“防火墻”。此外，國際上對對沖基金、金融衍生商品等風險較大交易已經患有恐怖心理，我國金融機構、大型企業也已經領教其巨大危害。我國金融監管部門可以明文規定：凡是在我國經營這類金融商品，必須向其申請，每推出一項新商品都必須申報一次。監管部門可以要求其必須向客戶進行培訓，講清楚、說透徹其風險所在；要求其交易合同達到規范標準等。
總之，只要我國監管部門實行嚴謹的監管，設置好防火墻，對國際資本惡性炒作實行堅決打擊，我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創造性改革，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即可保證國民經濟良好運轉，同時還可以抓住機遇，推我國人民幣國際化。
我國在G20峰會扮演角色。在國內通過改革、整合資源，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在國際上有助于我國推動世界金融體系改革。正如我此前提出國際金融體系以美元為核心，有利于美國經濟駕馭世界經濟，這是美國實行世界戰略的三大支柱，這樣的體制對美國國家利益實現十分有利。但由于存在結構性缺陷，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負面因素也很突出。因此，有必要進行重大改革，我仍然堅持認為改革應該向著建立世界央行的方向推進。G20峰會委托金融小組提出改革方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席卡恩透露其中部分內容，改革方案提出強化特別提款權功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按一定比例建立公共保險池取代各國外匯儲備，對申請需要動用外匯儲備的國家，從保險池提取特別提款權，貸款給所需國家。這項提議與我此前提議：以特別提款權為基礎、醞釀世界元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如今我國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就無法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保險池，嚴重妨礙我國推動世界金融體系改革，從根本上說也不利于我國國家利益實現。歐元之父、若倍爾獎獲得者蒙代爾提出，希望借助此次危機，世界建立新的金融體系可以有效發揮100年。百年工程、百年機遇已經擺在我們面前，希望我國領導雄才大略，抓住機遇，為中華民族振興，為世界經濟和諧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六、世界經濟正在步入超主權時代
以G20峰會機制化、功能不斷強化為核心特征，世界經濟正在進入超主權時代。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已經讓各國經濟結為一體，但是引領、協調、監管、推動世界經濟發展超主權機制遲遲沒有誕生。以2008年世界經濟發生金融海嘯為契機，世界經濟呼喚超主權機制誕生。G20一經誕生即刻發揮出顯著作用，讓我們看到一個超主權機制日益成型。在危機時刻，G20協調大國行動，將經濟挽救于崩潰的前夜；經濟危機之后，G20峰會及時提出世界經濟需要進行結構和模式大調整，實現再平衡，給我們指出了未來世界資源重新整合的發展方向和建立新的增長模式特征；2009年世界氣候大會需要全球一致行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關鍵時刻還是G20峰會提出堅定支持制訂全球減排行動計劃。顯然未來世界經濟發展凡是涉及重大事務如制訂新的重大規則，建立新秩序，指明新的發展方向，改革和重建金融體系等等都將以G20峰會為平臺予以推動。G20正在扮演世界超主權領導機制的角色，顯然以G20峰會等超主權核心特征，世界經濟似乎正在進入超主權時代。
英文原文請見：
http://www.ttav89.com/opinion/2010-06/17/content_9981897.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 金柏松是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中過貿易研究部 副主任，研究員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