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6月29日報道：進入新世紀，中國在翻譯出版外國文學及人文社科類作品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和進展。出版方、譯者和讀者都正以更為開放的心態來審視和面對曾經諱莫如深的感情描寫以及避之不及的“敏感”內容。
譯林出版社總編輯劉鋒回憶說20年前作為編輯的他被告知該如何去把握翻譯作品中的性描寫尺度：“親密的動作到接吻之前，所涉及身體的部位到胸部以上。”
對那時的讀者而言，《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以及《洛麗塔》或許都是難以企及的作品。而這兩部在西方亦頗有爭議的文學經典，分別在2004年及2006年以全譯本的形態出現在了中國讀者的面前。
“譯著的出版是跟著社會發展的潮流走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仝保民，一位有34年外國文學出版經驗的編輯說，“改革開放之后意識形態的逐漸開放使現在出版譯著的限度比以前寬多了。現在除了損害國家、政府利益的不能翻譯之外，沒有什么限制。”
建國后到改革開放前，介紹到中國的外國著作主要來自于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改革開放后，介紹西方著作的樊籬被打破，我們“補課似地”翻譯出版了大量西方經典；進入90年代，譯著的出版更加繁榮豐富，而最近十年在種類以及與跟進速度上有了更大地提升，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社長趙武平介紹說。
另外隨著出版印刷技術的進步，以及翻譯人員及物資保障等條件的日益成熟，“我們還譯了很多以前都不敢想象的書”，雙月刊《世界文學》副主編高興說，并且以全譯本的《追憶似水年華》及《萬有引力之虹》為例。
“現在讀者該讀到的有價值的文學作品，都能讀到，”高興還說。
據新聞出版總署網站及信息中心提供的數據，我國每年進口圖書版權從2000年的7343種次到2008年的15776種次；每年出版翻譯類書籍從2001年的7484種到2009年的16324種。
在翻譯出版一線的專家們都認為全社會自上而下廣泛的開放和包容是最基本的原因。
劉鋒說《譯林》雜志在1979年刊登《尼羅河上的慘案》，雖銷售火爆但因被指“低俗”而引起中央關注，翌年危機才解除。而2000年翻譯出版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譯林已起好答辯狀應對舉報，好在并無波瀾。“官方的開明從中可見，”他說。
仝保民也指出相比從前，不少曾經的“雷區”已然解禁，比如涉及國民黨在抗戰中表現的內容：“文學畢竟不是歷史。”
1992年中國加入國際出版公約之后，也促進了介紹外國作品的改變和完善的發生。“中國出版人從被動地尊重原著、尊重知識產權到現在形成了自覺的意識，”劉鋒說，“這也保障了譯本忠實于原著。”
他還提請西方對中文譯著的刪節“不要太敏感。”“為了符合目標讀者的閱讀習慣而作的有度調整是可以理解的，據我了解，這在其他語種的英譯本中也是時常發生的。”
此外，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編輯歐陽韜認為隨著資訊的流通和豐富，越來越多的人走出國門，“窗戶打開了，”以前很多在介紹外國著作上的盲點都得以覆蓋，更多優秀的著作進入人們的視野。
而趙武平指出因特網使現在的讀者對國外最新的信息了如指掌，他們期待著出版社對文化潮流有著更快的反應。“現在文化交流基本同步，”他說：“很多讀者都能找到并且閱讀外文原著，再刪節有何意義呢。”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空前自由、空前多元的時代，現在的讀者非常幸福，”歐陽韜說。
但同時閱讀和翻譯的浮躁也引起了專家們的注意。市場化的運作給出版業帶來巨大的活力和生機，但同時給出版社在保證質量和效益的平衡上帶來不小的挑戰。
仝保民希望給予翻譯介紹部分有價值卻在市場效益上比較模糊的著作以一定的政府支持，而高興認為社會應該給譯者更多的尊重。
“翻譯是‘帶著鐐銬跳舞’，而翻譯報酬較低，另外在學校和科研機構的學術評估系統中，翻譯幾乎無法得到肯定，”高興說：“很多有能力翻譯的人寧愿自己寫，也不愿做翻譯。”
知名西語譯者伊迪絲·格羅斯曼最近在美國雜志《外交政策》5/6月號中撰文抨擊英語世界拒絕翻譯非英語著作而筑起一道“新的文化鐵幕”。她在回復《中國日報》的采訪中也指出：中國較多地出版翻譯類著作“表明了中國對世界更加開放的態度”。(作者 梅佳 編輯 紀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