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0月15日言論版文章：每年諾貝爾物理學、化學和醫學獎項公布后，中國媒體都會問，中國人何時能捧回諾獎。盡管諾貝爾獎的權威性毋庸置疑，但并不能以此作為評價中國科研水平的標桿。
我在北京的教育機構工作十年有余，中國同事經常疑惑地問我，中國人怎么老得不了諾貝爾而獎呢？他們說著說著就把話題扯到了那些獲得過諾獎的海外華裔科學家身上，無非是要證明，中國人的智力絕對沒有問題。
中國的教育科研系統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這些機構缺少，也不鼓勵真正意義上的創新。我曾對清華大學的同事說，如果愛因斯坦在一所今天的中國大學工作，那么他很可能只是個花匠，因為他與這里的體制格格不入。不等同事回應，我就又引用我的個人經歷證明我的觀點，我曾在一個由31人組成的班里問學生，多少人是左撇子，我本以為大約會有6個人，也就是19%的人舉手，但竟然沒有一個人表示他是左撇子。問題就在于此，那些天生左撇子的學生可能早已經被現實改造了過來。
同樣的現象在中國比比皆是，中國人應該從中有所感悟，中國才能有更具創造性的科研和實質性的科技進步。首先，諾貝爾物理學和化學獎一般都是在開創性研究完成十幾年后才頒發給那些科學家的。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科研活動1980年代才剛剛起步。其次，中國1980年代及1990年代第一波科研活動大都從一個較低的水平起步，填補某些領域的空白。而國外在這些領域的發展已經領先中國多年了。因此，在中國人看來一些很有創造性的科研成果，在諾貝爾獎委員會那里并不算什么。
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理查德·費恩曼（Richard Feynman）在1965年的一席話正中要害，他說，物理學和化學從完成了從原子到質子再到夸克的結構性演進，在此基礎上，任何可以獲得諾獎的研究必然是一些復雜的、費時費力的苦差事。從最近幾次獲獎者的年齡就可見一斑。今年三位化學獎得主年紀分別為80歲、79歲和75歲。兩個物理學獎獲得者年輕些52歲、36歲，但去年三位物理學獎得主年紀為86歲、80歲和77歲
中國科學家應該樂觀地看待未來。諾貝爾評審委員會表示今年的物理學獎頒給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兩位科學家安德烈·蓋姆（Andre Geim）和康斯坦丁·諾沃肖羅夫（Konstantin Novoselov），是要表揚兩人在石墨烯研究領域的貢獻。兩名科學家在04年共同發現石墨烯，它是由碳原子構成的二維晶體，是世界最薄和最堅硬的材料，也是一種良好的導體，可以導電和傳熱，擁有巨大的應用潛力，可以用來制造輕觸式屏幕，燈光板甚至是太陽能電池。與目前電子產品常用的材料硅相比，石墨烯更加優勝，有助制成運算速度更高的超級電腦。有分析認為，石墨烯有望取代硅從而引發一場電子工業革命。這表明物理學獎更注重應用型研究，而不是抽象的理論探索。
今天的中國政府、企業及遍布全國的數百個實驗室都鼓勵新技術的開發和應用。像愛因斯坦那樣的“叛逆者”在當下恐怕再難靠單打獨斗取得成果。科研團隊如今發揮著更大的作用，這些團隊是由科學家、工程師和管理者有機組成的復雜體系。正是依靠團隊，中國第二次探月計劃才得以順利實施。“嫦娥二號”探月衛星的成功發射體現了中國在外太空研究領域的科研實力。或許，這些科學家單獨拿出來并不算杰出，但一旦把他們組織成團隊共同攀登科學高峰時，他們的優勢也就得以顯現。
《紐約時報》知名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最近寫道，中國已經完成了四次“探月發射”，他解釋說，每次“探月發射”都代表著一次25年的跨越，需要數十億美元的投入和大量開拓性研究、開發和實施工作。除了航空領域，他言及的還包括，中國新建的機場、高速列車、電動汽車（包括充電設施）等國家項目。中國在生物科學方面富有遠見卓識的投入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中國科研機構斥巨資購買了美國的128個DNA序列，為中國在這一領域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一兩個中國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物理學、化學和醫學獎對中國經濟和社會而言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中國今天取得的科研進步展現出的內聚力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作者為 澳大利亞學者John Coulter 編輯 裴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