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0月19日發表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李若谷的文章。文章指出，過去兩年中，世界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莫過于全球金融危機。它不但改變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步伐，同時也對最初的世界經濟結構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
今天我想談談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力量差距的消逝。由于歷史方面的原因，長久以來，一個巨大的差距將人類共享的世界分成了南方國家和北方國家，并且幾個世紀以來，都是由發達國家主導全球事務。這一不公平的現象隨著二戰的結束和國際格局的演變得到了改觀，但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加速了這一演變進程，也加速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力量差距的消逝。在經濟衰退中，發達國家遭遇了巨大的挑戰，而發展中國家卻充分展示了自身潛力，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投資和貿易領域的南南合作正迅速發展，南方國家日益獨立、自強，不再依賴北方。
發展中國家影響力的增強不僅體現在經濟方面。二十國集團首腦會議（G20）取代了西方七國集團首腦會議（G7），這意味著僅僅依靠發達國家的力量，已經不能很好地協調全球政策，在這方面，發達國家急需新興國家的支持和參與。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也是如此，西方觀念已不能壟斷世界市場，發達國家不得不承認世界文化的豐富多樣。
這一轉變是世界經歷的最為深刻、最有影響力的變化之一。簡而言之，這一變化引起了四個方面的變革：
第一，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已經轉移到新興國家。2002-2007年，發達經濟體對世界經濟的平均貢獻率約為64.5%，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然而在此次金融危機中，這些曾經的世界經濟增長引擎逐漸處于落后位置，與新興國家的出色表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因如此，這次金融危機被稱為“全球經濟增長的分水嶺”。根據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Conference Board)的相關數據，2010-2016年間，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將超越美國、日本和歐盟，全球80%的商品和勞動交換的增長將來自于新興國家。這大大增加了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市場的話語權。隨著發展中國家實力的增強，它們對世界經濟秩序的影響也在不斷加大。
第二是新興國家政策的轉變。在金融危機到來之前，美國等發達國家是世界最重要的消費力量，為發展中國家的商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然而，金融危機的到來使得發達國家的消費能力無法恢復到2007年以前的水平，這迫使新興國家不得不改變本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在這一方面，中國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2009年，中國國內消費和融資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分別增長了53.1%和94.6%，有效地緩解了出口下降給國民經濟帶來的消極影響。
第三是有關勞動分工。發達國家不得不與發展中國家共享其在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其中一個重要事實是中國在科技領域的崛起。2007年，中國在技術發展方面的投資超過了1023億美元，超過德國的同期水平。如此大力的投資也得到了相應的回報：中國在高速鐵路、大型計算機、天文學等方面的發展取得了驕人的成果。根據湯姆森路透的一份預測性報告，中國科學專利的數量有望在2011年超過日本，在2012年超越美國。這是中國技術革新的一個重要標志。
第四點也是同樣重要的一點，即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內在聯系越來越緊密。虛擬經濟起源于實體經濟，最初目的是實體經濟服務，但隨著金融工具的發展，虛擬經濟逐漸獨立，導致風險的累積，并對實體經濟造成了損害。此次金融危機給我們上了深刻的一課，即無論如何虛擬經濟不得超越實體經濟的發展。
這些改變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機遇，中國在世界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可能早于預期。手握化解經濟危機的重要工具，中國經濟的復蘇比西方國家更為迅速有效，這在處理世界經濟事務中給予了中國一定的話語權。到201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有望超越歐元區。到2015年，中國經濟有望占到世界經濟的16.9%。毫無疑問，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秩序中一支更為重要的力量。
這一天的提前到來超出了中國和西方國家的預期。因此，雙方在應對新形勢時都難免出錯。一些西方大國時常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卻不給中國以應得的話語權。就好像相反的，中國總是強調其落后的經濟基礎，不愿承擔更多責任一樣。
雙方都需要轉變態度。西方國家應當更加平等的對待新興伙伴，要求其肩負責任的同時，也讓渡權利。而中國應當增強自信，擔當起與自身地位和實力相稱的責任。
2008年金融危機不單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還給我們今天的世界模式帶來了巨大的改變，給中國等發展中國提供了一個更加公平的平臺發揮其重要作用。我們希望，利益的攸關方能夠抓住機遇，更好的推動世界向前發展。（作者為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李若谷。本文為作者北京大學演講內容節選 編譯 趙欣瑩 編輯 潘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