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月11日評論版頭條：最近一個時期以來，部分美歐官員、企業及媒體對中國的政府采購及自主創新政策表示了擔憂，并據此認為“中國的投資環境惡化”。自主創新政策成了中國經濟外交中除人民幣匯率以外的又一焦點。中國的外商投資環境真的惡化了嗎？中國自主創新的政策早在2006年2月《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綱要2006-2020》中就已系統公布，政府采購亦由來已久，為什么主要發達國家直到今天才表示出“擔憂”？事實和數據也表明，中國并沒有對外資企業設置障礙。在自主創新產品認定中，所有外企產品都被視為“中國制造”；2009年政府機電產品采購招標中，超過55%流向了外資企業；2009年全球直接投資（FDI）下降近40%，但對華投資僅降2.6%。這些都證明中國對外資的準入門檻和有關政策實施都越來越開放。然而西方的指責并沒有銷聲匿跡。因此美歐官員、企業、媒體的抱怨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
一、中國的投資環境惡化了嗎？
境外媒體、某些企業、政府官員指責中國投資環境的主要依據是中國美國商會和中國歐盟商會今年早些時候公布的商務環境或信心調查，在此基礎上發布的2010年度白皮書或政策建議書，以及世界銀行集團成員國際金融公司（IFC）2010年投資環境報告。這些企業調查是如何評估中國投資環境的呢？
在華美國商會、歐盟商會2010年企業問卷調查的主要結果清楚地表明：第一，盡管遇到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2009年美、歐、日經濟大幅收縮，但70-80%的美歐在華企業不僅沒有虧損，而且多數贏利，利潤率相當或超過全球平均利潤率的企業占受調查企業的三分之二以上。第二，絕大部分企業不僅對在華繼續經營前景樂觀，而且計劃追加投資。第三，70%以上的來華投資企業經營的主要目的是供應中國市場，只有12%的美國企業是為了供應美國市場。這一結果對后危機時代的中美貿易，以及所謂的國際金融再平衡都有重要的意義。第四，美歐在華企業所面臨的最大經營挑戰或風險并不是收緊的政策和制度環境。相對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現有法規的執行、管理人才的匱乏以及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知識產權保護的缺失只是相對次要的因素。
中國美歐商會商務環境調查
|
|
中國美國商會
|
中國歐盟商會
|
|
（占調查企業的百分比）
|
|
在華投資狀況
|
|
|
|
企業盈利
|
71
|
77 2
|
|
在華利潤相當或高于全球平均利潤率
|
76
|
66
|
|
對前景樂觀
|
82
|
78
|
|
計劃增加投資
|
79
|
68 3
|
|
供應中國市場為目的
|
72 1
|
76 4
|
資料來源：中國美國商會《2010年商務環境調查》，《自主創新政策調查》。中國歐盟商會《商業信心調查》，2010。
1
在華生產（58%）加上在中國從事進口業務（14%）的企業。
2其中收支平衡的占比為18%。
3其中21%的企業以中國為首選投資國，其余47%以中國為前三大投資目的國。
4通過增加在華銷售作為增加盈利首要舉措的企業占比。
中國美國商會和歐盟商會的企業調查并沒有直接提出中國投資或商務環境是否惡化的問題。值得指出的是，上海美國商會（企業成員數超過北京美國商會）今年四月公布但西方媒體幾乎不予報道的一項調查，倒是直接向被調企業提出了這一問題，結果是78%的企業認為商務環境改善（45%）或沒有變化（33%），遠遠高于認為商務環境惡化的企業占比（22%）。報告本公司在華業績變好或持平的企業高達被調企業的90%，要“改變在華商業計劃”的企業中，超過80%要擴大投資、研發、生產和采購。上海美國商會調查的結論是中國的投資環境并沒有呈現惡化的趨勢。
日資企業、媒體沒有加入到這一輪對中國投資環境的抱怨，原因很簡單，日本經濟的復蘇更多地依賴中國市場。日本對外貿易組織（JETRO）今年三月公布的《2009年日本企業海外商務調查》很清楚地表明，大多數日資企業（66%）計劃在未來三年擴大在華投資或開辟新的業務，這一比例高于上一年度調查的結果（50%），也遠遠高于被問及類似問題的美資企業。打算縮小規模或離開中國市場的日本企業只占被調查企業的0.5%，下降到2004年以來的低位。日資企業因此比歐美企業更看好中國的投資和經營環境。
IFC一年一度的投資環境報告確實將中國從2009年世界排位86降到了2010年的89位，但這一變化主要是由排位方法造成的，并不能反映中國投資環境惡化。首先，IFC年度報告并不是基于企業調查，而是按開辦或關閉企業、銀行信貸、注冊不動產、稅收繳納、跨境貿易、合同執行、建筑許可證、勞工雇傭等設立一些量化指標（例如獲得建筑許可證的手續、時間及費用）來衡量現行法規、制度是否促進投資。但相當一部分指標在不同的法律、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沒有可比性。此外，IFC的指標體系偏重于法律條文，而相對忽略了實行相關法律的真實成本和實際效果。例如，在市場經濟中至關重要的合同執行方面，中國的排位在2008-2009均是世界第18位，無論是合同執行的時間或成本都大大低于經濟合作組織（OECD）或發達國家的平均。然而，在獲取建筑許可證方面，中國卻排在世界最后（第108位）。雖然中國的建設速度和規模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但因為手續相對嚴格而在這項指標中排位靠后。IFC并非完全科學、客觀的指標體系又沒有給予合同執行、跨境貿易等相對重要的指標以更高的權重，因此影響了中國的投資環境排名。2010年中國的排位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甚至落后于白俄羅斯（58位）、蒙古（60位）等，與現實不符。
其次，年度間投資環境相對位置的變化，主要反映了該國某些法律、制度修改的情況。2010年報告中中國的指標基本沒有下降，許多還有所改善，但由于阿爾巴尼亞在三個方面（開辦、關閉企業及跨境貿易）的法規有所改革，中國僅在一個方面（貿易）被認為有較大改進，阿爾巴尼亞的排位從2009年的89位升至2010年的82位，中國則因此相對位置下降（IFC，2010）。
上述分析表明，中國的投資環境不僅沒有惡化，而且由于此次危機而更具吸引力。絕大部分美、歐、日企業看好中國，計劃增加投資，其主要原因是巨大的中國市場和對華投資的高回報率。從各外企在華商會的調查來看，執法力度、管理人才及知識產權保護是老生常談，不構成“投資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
二、美、歐為何擔憂中國自主創新的產業政策？
受調查的美資企業中62%承認中國的自主創新政策并沒有對其在華經營帶來負面影響，另有10%的企業坦承受益于中國的自主創新政策。只是當問及是否預期企業未來發展受中國的自主創新政策的影響時，認為有負面影響的企業才超過40%。也就是說，美資企業對我國自主創新政策的影響更多是一種擔憂。而這種擔憂，具體到投資、商務環境，那就是擔心自主創新的產業政策將使美資企業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國有企業的采購市場上處于劣勢。但前文提到的2009年外資企業中標的數字表明，這種擔心有悖于事實。
中國自主創新的相關政策已公布、實行了若干年，為什么到了今天才成為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經濟關系的一個重要議題？美歐企業在華商會的調查給出了答案：這就是來自中國企業的競爭壓力超過以往并在上升（美國企業67%，歐盟企業58%），美歐企業的壟斷地位正受到嚴重威脅或被打破。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那些發出抱怨和指責的企業曾一度占領中國極其開放的耐用消費品、設備和生產資料市場并獲得巨大利潤，有些企業至今仍處于行業老大的地位。可以說，來自中國企業的競爭壓力是相對的。但關鍵在于，此次危機極大地削弱了這些企業在本國及其他國家市場的地位，使之更加依賴中國市場，包括在危機中逆勢而上的政府采購市場。這才是他們過分敏感的原因。
對自主創新的產業政策最具異議的是高技術和信息科技（IT）企業，尤其是計算機、通訊設備、軟件以及綠色產品相關產業。除了政府的采購政策，這些企業最反對的是中國搞自己的技術標準以及其他認證制度。他們深知，由于中國巨大的市場，成功的中國標準就是世界標準。美歐企業視高科技為核心競爭力，當他們在這一領域的壟斷地位在全球增長最快的市場受到威脅時，當他們看到中國政府和企業實力大增，將巨資投入研發并在許多領域將研發成果成功地商業化（例如高速鐵路）時，這些企業及這些國家的政府官員反對來自中國企業的競爭，反對自主創新的產業政策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投資環境、自主創新爭論的實質
中國與美國、歐盟近來關于投資環境和自主創新政策的爭論實質上反映了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在后危機時代世界需求格局的變化中，發達國家對中國市場的依賴與爭奪問題；二是中國從制造、出口大國沿著產業鏈、增值鏈上移的關鍵時期，科學技術領域的壟斷與反壟斷問題；三是發展中國家捍衛發展權利，與主要發達國家爭奪發展主導權的問題。
后危機時代的世界市場
當前，美國、日本國內非政府部門需求低迷，在存貨調整告一段落，超常規的財政刺激政策效果衰減的情況下，下半年以至明年上半年經濟走弱已無懸念。歐洲被迫提前進行財政調整，失業率甚至高于美、日。因此美、日、歐經濟復蘇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出口。而世界需求的增量將主要來自亞洲，特別是中國。按IMF的最新預測，世界經濟2010-2015年增長的78%將來自發展中國家，僅中國就將貢獻37%。相比之下，美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只有9.7%，遠低于其在危機前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這種格局決定了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市場既嚴重依賴又拼命爭奪的心態。
中美雙邊經濟爭論既反映心態，也反映現實。兩國在世界進口市場的比重近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2000-2009年，美國的全球份額下降了6個百分點，同期中國上升了5個百分點，中美兩國進口額的差距日益縮小，兩國通過貿易渠道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此消彼長。與此同時，美國對華出口在其全部出口中的比重進一步上升。2009年，即使美國對其他市場出口大幅萎縮，對華出口仍在增長。中國市場拉動美國出口與出口相關就業的影響因此日顯重要。
自主創新與知識產權
自主創新是按比較優勢發展的必由之路。在從事出口加工多年，成為制造業大國以后，中國企業面臨著產業升級的問題。對于真正的核心、高新技術，西方企業是不會向中國出售的。也就是說，在知識技術產權領域沒有完全的市場。在市場缺失的情況下，除了通過加強競爭迫使發達國家企業將他們最先進的技術、產品、型號投放中國市場，中國企業必然要走上自主創新的道路。在知識產權這一不完全競爭市場，適度地干預以保證居于劣勢的后來者得到公平競爭的機會是必要的。美、歐、日企業在他們經濟發展的道路上都經歷過這一過程。任何的技術都不可能永遠壟斷。對于領先的企業來說，正確的態度是在競爭的壓力下繼續創新。
自主創新與知識產權保護相輔相成。美歐企業在商務調查中承認，中國的自主創新政策并不排他，有可能使外企受益。事實上最近公布的71款享受消費補貼的新能源汽車中，外資品牌占多數。中國為了自身的利益，為了促進本國企業的創新，一直在不斷擴大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這一政策適用于所有行業，包括那些 外國企業和品牌 仍占主導地位 的行業與市場。認為中國實行自主創新政策就是削弱知識產權保護是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事實的。
中國自主創新有利于世界經濟增長。那種認為中國自主創新政策縮短主要發達國家專利在諸如飛機、電訊、汽車等市場贏利的時間，從而削弱世界范圍技術創新積極性的論調是錯誤的。專利保護并不總是鼓勵創新。有實證研究表明，對某些科學發現（例如人類基因排序）實行過長的產權保護降低了后期科研投入的力度以及科研成果的發展和應用。中國在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情況下加大投入，自主創新，勢必提高世界范圍研發的力度和投入。中國的產品、技術從成本、性能角度來看更適用于發展中國家市場，中國的自主創新因此將促進世界范圍的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提高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福祉。競爭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是知識、科技發展的動力。過度的知識產權保護是保護落后，不是保護先進。
發展主導權
關于中國投資環境和自主創新產業政策爭論的最深層次原因當然不是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或中國政府和國企的采購是否公平，而是在后危機時代，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中期增長某種程度脫鉤的情況下，世界范圍內經濟增長和發展由什么國家、由什么理念來主導的問題。
后危機時代中國經濟的發展將更多地依靠科技創新，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在世界經濟的比重亦將上升。如果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科技創新的能力加強，那么發展中國家主導世界經濟發展的力量就會隨之增強。面對暗淡的增長前景和龐大的結構性失業，主要發達國家希望增加出口是可以理解的。但既要依賴發展中國家市場，又想通過改變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環境來維持某些方面的壟斷地位則是不可取的。通過挑戰、壓制新興市場國家自主創新的政策來維持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問題的主導權更不可行。
四、在國際經濟博弈中力爭主動
本文的分析表明，最近發生在中美、中歐之間關于投資環境、自主創新產業政策的爭論最根本上說是爭奪世界經濟發展主導權的斗爭。作為一個后發國家，中國在自主創新領域的努力無可厚非。而作為外資企業，他們在中國技術引進過程中的作用有目共睹，同時也從中國的市場上獲取了可觀的收益。展望未來，雙方應開誠布公地擴大相互開放，促進創新領域的競爭與合作，而不是將這一問題政治化。這樣對雙方都更為有利。
首先，自主創新事關我國發展的權利和利益，是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科學發展道路的關鍵。對于這一權利，我們當仁不讓，并且應進一步采取措施支持創新活動。由于面臨前期壟斷所造成的高準入門檻，許多高新技術產品（例如大飛機）的商業化都有一個開辟市場，沿成本曲線下降或學習曲線上升的過程。在市場不完全競爭的情況下，適當的干預包括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將有助于我國眾多的新興產業克服準入門檻或初始成本障礙，最終獲得規模效益。
其次，中國將繼續完善加強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法規的制定和執行。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決心與歐美國家是相同的，并且始終都在進行不懈的努力。在這方面，中國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因此，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進步也有利于歐美企業從中國的投資環境中尋找贏利機會。與此同時，發達國家也應當理解，包括知識產權保護在內的任何事務都有一個限度。過度的保護是保護壟斷，壓制競爭，無益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因此，知識產權保護應該是適度的。
第三，主要發達國家應客觀看待中國在技術領域中的進步。中國與美國、歐洲在經濟實力、人均收入和科技水平等方面仍有很大差距。可以說，發達國家在高新技術領域的絕對優勢仍未被撼動。但中國的發展是大勢所趨，不會因為原先的市場占領者反對而停下腳步。歐美國家向來崇尚競爭，對于中國這個新加入的競爭者應逐步調整心態，而不應一味排斥。
第四，中國與美歐雙方完全可以通過更高水平的互相開放共同受益。中資企業進入美國市場歷來困難重重。從2005年中海油收購Unocal，到2008年華為收購3Com，今年收購2Wire及摩托羅拉的一個部門，再到今年鞍鋼投資美國的夕陽產業——鋼鐵業，盡管中資企業出價很高或最高（例如華為收購2Wire），最終還是未能成功，其中非經濟因素的干擾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對中資企業并不寬松。市場準入應是雙向的。中國擁有巨大的、迅速成長的市場，對于后危機時代的發達國家來講極為重要。為推進中西方的互利合作，西方國家也應采取更加開放的心態，對各國投資者一視同仁，提供更加公平的投資環境。
英文原文請見：http://www.ttav89.com/opinion/2011-01/12/content_11831894.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為中國進出口銀行 李若谷 編輯 裴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