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月13日評論文章：與2006年訪美相比，此次胡主席訪美的最大不同就是中美實力對比發生了顯著變化，06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排在德國之后位居世界第四，今年則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約占美國的1/3。美國則由于反恐戰爭不順，金融危機打擊，國內政治的兩極化趨勢以及社會中下層不滿情緒的加劇而開始信心下降，從而使中國第一次要與一個信心不足的美國打交道，這帶來了中美關系的一種全新心理環境。因此增信釋疑，擴大共識，減少兩國在戰略層面的相互猜忌，進一步推進雙方務實合作就成為此次胡主席訪問美國的主題。
就具體議題內容來看，美國作為東道主會在議題設置上更加主動。在雙邊層面，美國最為關心的還是中國市場開放問題。奧巴馬總統為重整美國經濟提出對外出口五年翻番的目標，但由于歐洲國家和日本這些傳統貿易伙伴都同樣因金融危機市場低迷，而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國家的購買力與規模又有限，因而擁有13億人口和購買力不斷上升的中國市場就成為美國出口增長的主要保障。此外，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升值、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以及自主創新政策對美國技術優勢的挑戰和扶持國有企業等也都會成為美國經濟議題清單上的重要內容。其次，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將是美國的另一重大關切。由于兩國依然保持著軍事沖突的現實可能性，而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速度又如此之快，因此難免激起美國的緊張和懷疑。此外，借著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背景，美國依然會在人權、民主等意識形態還有西藏問題上老調重彈。
中國對于議題設置的首要關切還是臺灣，希望美國在售臺武器問題上嚴格遵守相關政治文件的規定。關于經貿議題，中國還是會強調貿易保護主義的危害，希望美國放松對中國向美出口和投資的限制，同時擴大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另外，中國還會再次提出希望美國在國內貨幣政策上考慮相應的國際責任，減少定量寬松政策的使用。
中美兩國將共同關注國際貿易和金融體系改革的前景，其中中國的訴求還是希望能進一步提升在體系內的話語權，而美國則會極力捍衛自身的領導地位。另外，如何塑造后《京都議定書》時代的國際氣候機制、防擴散、打擊跨國犯罪、維護世界糧食安全等全球性議題也都會成為兩國元首會談的內容。
總體來看，此次胡主席訪美雙方在議題設置上會表現出一些新特點。一是設置能力越來越對等，這根本上還是源于兩國綜合國力對比發生的結構性變化，中國越來越希望在對美關系和國際事務中發出自己的聲音。二是多邊議題的分量會逐漸增大。一方面是因為美國若想在國力相對下降背景下維持既有的全球戰略，就必須依賴中國的幫助，換言之中國在美國外交問題清單上的地位越來越靠后，而在求助清單上的地位越來越靠前。另一方面，中國基于自身國力的騰升也希望更多展現一種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因此愿意在諸多事關人類命運的全球性問題上與美國合作。
然而這也延伸出雙方議題設定的第三個特點，那就是雖然兩國共同利益逐漸增多，但就許多問題的解決方法卻難以達成共識。比如在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問題上，美國傾向武力顛覆朝鮮政權，而中國則希望通過和平談判。再比如同樣希望應對氣候變化，但美國希望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承擔主要的減排責任，中國卻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今天的氣候問題主要是由工業化國家歷史排放造成的，發展中國家的首要任務仍然是發展。
凡此種種都說明，中美兩國關系是一種典型的既競爭又合作的關系，戰略框架基本穩定，但具體問題多有分歧，于是才需要并有可能通過增信釋疑、擴大合作、緩解矛盾將兩國關系不斷推向前進，這與冷戰時期以意識形態對抗為基礎的美蘇關系有著本質區別。
這種雙邊關系的兩面性自奧巴馬入主白宮以來體現的尤為明顯，2009年的中美關系合作面較多，2010年則遭遇包括南中國海爭端和朝鮮半島危機在內的多起波折。在這一背景下，胡主席訪美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兩國關系的緊張氣氛。以此為基礎，筆者認為2011年的中美關系會重新回暖，原因之一是2010年美國剛經過中期選舉，2012年有總統選舉，今年正好處于選舉的間歇期，因此美國國內政治對中美關系的干擾較小。其次，經過2010年的波折后，中美兩國對對方的期待都會更加務實，這也有利于雙方著眼于具體合作。
除此之外，中美關系發生變化的還有議題。在“3T”，即臺灣、貿易和西藏等老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兩國間又出現了諸多新問題，目前來看主要包括：第一，中國迅速的軍事現代化與中美之間的安全互信；第二，東亞合作的主導權之爭；第三，人民幣國際化及其可能對美元主導地位的沖擊；第四，中國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使得中美經貿關系可能由過去的單純互補關系變成未來的競爭關系；第五，在觀念層面，中國現代化的初步成就將進一步增強中國模式的吸引力，從而給美國帶來一定程度的心理壓力。
2005年時任副國務卿的佐利克將中國定位為“利益攸關方”，目的還是想塑造甚至同化中國，使其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但今天美國針對中國提出“戰略再確保”概念明顯更加務實，實際是想首先確保中國不會對美國造成現實威脅，這種高估中國的做法進一步反映出美國信心的下降。而繼國內生產總值在2010年躍居世界第二之后，中國在2011年又將產生另一具有震撼力的數據，那就是制造業產值超過美國，這是自1894年美國制造業問鼎世界之后首次被其他國家超過。更為重要的是，在吸取美國經濟過于金融化教訓的基礎上，奧巴馬總統在其第一份國情咨文中就曾明確提出要使美國“重新制造業化”，換言之，中國制造業產值超越美國正好發生在美國重新重視制造業的大背景下，這無疑又將嚴重沖擊美國對華政策的心理基礎。因此，美國對華政策又處在了一個新的十字關口。
盡管如此，美國最終不會走向遏制中國，畢竟中國實力的存量與美國差距太大，而且中國的政策重點將長期內向，這就使美國沒有主動刺激中國的理由。而且即使美國對華采取遏制政策，中國也有足夠的防御能力加以應對，更重要的是這一政策成功的前提是被遏制國采取孤立主義和意識形態為中心的政策，但目前中國則通過積極參與國際體系而獲益，并已將自己的命運與國際體系的穩定與繁榮緊密聯系起來，愿意成為其中負責任的一員。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遏制政策難以奏效。
總而言之，雖然中美關系從結構到議題都發生了諸多重要變化，這使得美國對中美關系的定位還將取決于未來一段時間兩國間的戰略互動和美國對華戰略的思考，但實踐最終會證明，美國最可行的對華政策還是與中國更加密切的接觸，在爭吵中合作，在摩擦中前進，實現兩國間的和諧共處，互利雙贏。（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金燦榮 康曉 編輯 呂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