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月20日評論文章：知識產權制度常常被其贊成者譽為推動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的進步動力，中國經濟自身的發展向立法者和執法者提出了完善、落實知識產權制度的要求，對外經貿實踐進一步強化了這一需求，中國政府和司法機關也在這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中國制定實施了一系列知識產權法規和《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各級司法機關不斷加大對知識產權犯罪的打擊力度。中國知識產權制度建設在立法和實踐兩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展。
然而，我們需要銘記：知識產權制度的目的不是保護知識產權本身，而是激勵創新，維護社會公平，進而推動社會經濟全面進步。目前國內外都存在的一些片面強化知識產權的傾向可能步入誤區，反而不利于實現知識產權制度的初衷，來自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一些實踐和爭端更是向中國展示了教訓，而不是值得效仿的經驗。
創新的根本動力來自競爭，而知識產權保護本質上是一種壟斷，壟斷能夠向創新提供獎勵，但同樣能夠激勵昔日的創新者不是依靠進一步的創新獲得收益，而是依靠壟斷獲取高額收益，從而削弱技術創新的動力。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越大，昔日創新者的壟斷收益越高，進一步創新的動機趨向削弱。
不僅如此，嚴厲的知識產權保護還會激勵企業的道德風險。在存在嚴厲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環境中，為了遏制競爭對手，企業有著強烈的動機利用嚴厲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給競爭對手設置障礙，自己不從事創新，也不允許競爭對手從事創新而贏得對自己的競爭優勢。
特別是發達國家針對發展中國家提起的知識產權之爭，常常被斥為“抽去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梯子”，發達國家企業常常以“侵犯知識產權”為名在母國給來自國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競爭者設置貿易壁壘，這已是眾所周知。中國通領科技集團（General Protecht Group Inc.）與美國萊弗頓公司之間的專利訴訟案歷經五個回合，去年12月剛剛結束，通領集團雖然在美國取得全勝，是中國企業在中美知識產權糾紛中從美國法院手中贏得的第一份全勝的判決，但付出了長達三年多的時間和上千萬美元巨額費用，中國工人成千上萬個工作日的血汗都陪著笑臉送到了外國律師事務所手里。
全球最大無菌包裝設備巨頭利樂公司（Tetra Pak）更多年打著“專利”的旗號實施捆綁銷售等一系列濫用市場地位的壟斷行為，令后起的企業無法打入利樂掌控的整個供應鏈，直到2007年才在新通過的《反壟斷法》威懾下宣布廢棄這些做法，中國后起的泉林紙業公司才得以走上發展快車道。
有些市場主體的做法更是純屬訛詐，如層出不窮的商標搶注事件，我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為此受害甚深。據國家工商局的不完全統計，國內已有15%的知名商標在國外被搶注，每年國外搶注我國商標案件超過100起，涉及化妝品、飲料、家電、文化等眾多行業。流風所至，甚至一些世界馳名的大公司也未能免俗，近年來先后搶注了我國7家企業的注冊商標，包括青島海信、廈門東林、上海德士、中輕青島分公司、上海奧利瑋、廣州惠之星、佛山電器照明，其搶注海信商標的行為令意欲開拓歐洲市場的海信公司一度被拒之德國市場門外而根本沒有機會參與競爭。
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過分嚴厲的知識產權保護還會惡化創新的條件，它迫使創新者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創新，而是用于避免踏上“侵權”的地雷。美國專利項目設置越來越細，過去人們為每份新軟件設置專利，現在卻幾乎為每一條編碼設置專利。這樣做表面上有利于保護發明者利益，實際上極大的阻礙了整體技術的創新。因為這樣一來，無論誰想在軟件領域有所建樹，他都要考慮他所做出的軟件中使用的編碼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專利權。
在中國企業的跨國經營實踐中，西方國家過分嚴厲的知識產權保護已經形成了一種新的政治性風險。2004年9月16日，在杜塞爾多夫市國際鞋類博覽會上，德國警察和海關官員宣稱某港商展臺里的鞋樣涉嫌抄襲某外國公司，侵犯了專利，必須沒收。在交涉過程中，執法人員以展臺主人干擾執法程序的名義拘留兩名香港商人，其中的男性港商何志輝被迫脫光衣服，兩個多小時后才被保釋。就事實本身和基本的人權標準來看，制鞋設計并非高精尖技術，且世界各地國際鞋展甚多，交流密切，設計人員設計思維完全有可能巧合。所以，若無充足證據，不應輕言侵權以至于侵犯當事人的人身權利。但在歐盟現行知識產權法規和德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下，在何志輝事件中，德國警察雖然嚴重侵害了何志輝的人身權利，卻并不違法。一部可能嚴重侵害基本人權的法律，其價值如何，可想而知。
知識產權保護的支持者總是強調技術創新前期投入巨大，需要通過高價來彌補。其實，如果用較低的價格來贏得更多的消費者，廠商成本回收期可能縮短而不是延長。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教授米歇爾·博俊（Michele Boldrin）舉過這樣一個假設的例子：假設美國一家制藥公司研發新藥的固定成本約1億美元，每盒藥品邊際利潤5美元，在美國年銷量100萬盒，需要20年來收回成本。如果能以同樣5美元的利潤打入印度市場，年銷量也有100萬盒，那么只用10年時間就可以收回成本了。如果再能進入中國市場，其成本回收期將更短。
正是基于諸如此類的分析，在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聯邦儲備銀行發表的《完全競爭力的創新》（Perfectly Competitive Innovation）研究報告中，作者米歇爾·博俊（Michele Boldrin）和戴維·萊文（David K. Levine）斷言：版權、專利權等等政府授予的權利不僅強化了壟斷，還會造成附帶損害，即獲專利保護的產品高價低質，妨礙未來的創新。而充分競爭的市場完全能夠獎勵（從而激勵）創新活動，因而版權和專利權純屬多余。他們的最終結論未必完全正確，但可以給我們的思想提供借鑒。
現代知識產權制度問世于西方，在資本無限擴張的內在沖動下，西方公司有著強烈的動機要在發展中國家確立對他們有利的規則。為此，他們采取了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條途徑是通過多邊、區域和雙邊等途徑，給他們的意志披上“國際規則”的馬甲，然后逼迫發展中國家接受這些往往片面有利于西方的“國際規則”。在世貿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制定、通過和通過實施后關于修訂的爭論中，這一策略就表現得淋漓盡致。
另外一條途徑是滲入發展中國家國內立法，力爭在發展中國家國內制定更符合他們利益的法規，導致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立法過程失衡。畢竟，在正就新產業、新領域立法的發展中國家，來自發達國家的外資機構經驗相對豐富，其“國際慣例”的耀眼光芒又令其相對于東道國社會各界往往能夠輕易占據心理優勢，內資機構的經驗積累則幾近空白；因此，外資機構更容易掌握話語霸權，更有可能在貌似成熟、合理的建議中摻加損人利己的私貨。
在這種情況下，立法者要保證規則公正，就必須在立法過程中保證其他市場參與者的聲音同樣得到充分的反映，中立、客觀的西方觀察家們不應給這種尋求公正的努力扣上“保護主義”的帽子。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知識產權制度也不例外；它究竟是會成為創造的動力，還是淪為阻礙進步的高墻和陷阱，取決于我們能否擺脫某些利益集團出于非分私利的羈絆。
英文原文請見：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1-01/20/content_11885921.htm。特別說明：因中英文寫作風格不同，中文稿件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作者 梅新育 編輯 呂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