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消息：2月25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與中國經濟出版社主辦的《民富優先——二次轉型與改革走向》、《中國:歷史轉型的“十二五” 》出版座談會在北京舉行。與會的專家學者、政府官員與新聞記者圍繞確立民富優先的改革發展導向、處在歷史轉折時期的“十二五”等進行了積極而富有成效的討論。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會上進行了發言。遲福林院長著重闡述了國家實施“民富優先”戰略的必要性，發言摘要如下。
一、 確立民富優先發展的大戰略
一年來,我在一些文章中提出,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實質,是實現發展導向由經濟總量向國民收入的歷史性轉變,確立民富優先的改革導向,走公平與可持續的科學發展之路。《民富優先》比較系統地表達了這些觀點。
1、民富優先是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的大戰略。我國已從以衣食住行為目標的生存型階段進入以人的自身發展為主要目標的發展型新階段。社會需求結構發生歷史性變化,發展型需求呈現全面快速增長的趨勢,使公共產品短缺成為全社會日益增大的突出矛盾。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經濟增長“一俊遮百丑”成為歷史,僅以做大經濟總量來解決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的空間越來越小,迫切需要轉向民富優先為導向的發展。
2、民富優先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大戰略。對此,兩本書中做了三點基本性判斷:
（1）民富優先是釋放社會總需求的重大選擇。國富、民富都十分重要。問題在于長期實行國富優先的增長會使國家生產力優先并快于民眾消費能力增長,中低收入群體消費能力的提高緩慢,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社會消費傾向偏低,由此導致社會總需求不足。堅持民富優先的發展,能帶來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帶來社會消費率的提高。
（2）民富優先是扭轉收入分配差距的重大選擇。民富優先導向改革的實質是建立“藏富于民”的體制基礎,其基本標志是居民收入增長略快于經濟增長速度,勞動者報酬增長反映勞動生產率提高,政府收入增長受到合理約束。這些年,我國在經濟總量快速擴張的同時,消費率持續走低,主要原因在于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嚴重制約了中低收入者消費能力和消費水平的提高。適應城鄉居民消費需求和消費結構提升的趨勢,關鍵在于走民富優先的發展道路,將城鄉居民收入和勞動者報酬增長作為兩大約束性指標,以不斷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公平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
（3）民富優先是實現公平發展的重大選擇。民富優先的改革是在更加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基礎上提高社會公平程度。由此,民富優先的改革發展,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公平、協調發展;要打破勞動力市場“同工不同酬”的體制安排,促進勞動力公平發展。
3、 民富優先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重大戰略。我的一個判斷是,未來5～10年,我國的改革發展直面“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因為,從實際看,改革發展的前景有兩種“可能性”:一是抓住機遇、做好選擇,在改革導向上實現民富優先,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上有重大突破,由此中長期內完全有可能保持7%～8%的中速增長,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縮小,社會壓力得到有效釋放,用10年左右的時間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二是在發展理念上仍堅持經濟總量導向,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沒有大的突破,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現社會動蕩和倒退。究竟出現哪種可能性,現在看來與是否實施民富優先的改革導向直接相關。
二、“十二五”是歷史轉型的關鍵五年
“十二五”是從國富優先向民富優先發展轉變的關鍵5年。我在《中國:歷史轉型的“十二五”》一書中做了這樣幾點判斷: “十二五”是歷史發展的關鍵5年,“十二五”是承接前30年與后30年的5年,對中長期的公平與可持續科學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十二五”是歷史轉型的關鍵5年。從“十二五”開始,需要在以改變經濟結構為重點的二次轉型與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十二五”是歷史變革的關鍵5年。面臨的現實矛盾和問題更加突出,更為復雜,解決的難度更大、更艱巨。基于上述判斷,書中提出“十二五”這5年,需要推進四個方面的轉型和改革,盡快形成“以消費為主導、以城市化為載體、以低碳經濟為基本要求、以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突破”的發展格局。
1、初步實現從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轉型和改革。“十二五”初步形成消費主導的發展格局,將有助于形成中長期公平與可持續增長的內生動力。“十二五”有沒有可能將消費率從現在的48%提高到55%左右？從國際經驗看,人均GDP在3000到4000美元的階段,消費貢獻的快速增長與投資、出口貢獻的下降是一個客觀趨勢;從國內發展趨勢看,城鄉消費結構正在升級,城市發展型消費支出占的比例越來越大,農村的消費潛力巨大。總體分析,我國有比較好的條件實現消費主導,但更取決于能否盡快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方面有大的突破。
2、初步實現從工業化主導向城市化主導的轉型和改革。城市化不僅是消費的主要載體,而且是實現民富優先的基本條件。我國的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進程,是形成經濟社會發展諸多矛盾的一個重要因素。從國際經驗看,工業化中后期的城市化率不低于55%,我國現在是46.6%,低于工業化進程大概10～15個百分點。“十二五”城市化如果能夠年均提高1～1.2個百分點,到2015年達到52%～53%以上,甚至達到55%左右,將對擴大國內消費帶來積極影響。為此,“十二五”發展方式轉型重在推進從工業化主導向城市化主導的轉變,重在加快城鄉一體化。
3、初步實現從中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的轉型和改革。我國作為轉型中的大國,推進低碳經濟發展,不僅是挑戰,更是一次機遇;不僅是節能減排、技術創新,更是破解結構性矛盾的關鍵;不僅是一場環境革命,更是一場深刻的生活方式革命和一場重大的制度革命。為此,“十二五”需要把經濟增長速度和能源消耗總量掛鉤,在能源量消耗指標下控制增長速度。那么,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是什么？在我看來,主要靠體制改革,包括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能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環境產權制度改革、碳交易體制機制建設等,都需要在“十二五”加快推進。
4、初步實現從公共產品短缺向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轉型與改革。加快建立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逐步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應對全社會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的挑戰,這既是實現民富優先的根本所在,也是擴大內需的重要舉措,更是創新社會管理的基礎條件。綜合各種因素分析,“十二五”有條件初步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比原計劃提前5年。
三、 改變經濟結構是一場深刻的變革
《民富優先》、《中國:歷史轉型的“十二五”》兩書,都明確提出,新階段的轉型與改革,實質是以民富優先發展為導向、以改變經濟結構為重點的二次轉型與改革。
1、確立民富優先的改革導向。不同的歷史階段需要有不同的制度安排,因此改革的內涵和重點因發展階段的變化而有所不同。在我國社會需求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客觀趨勢下,需要盡快啟動二次轉型與改革。我的主要觀點是,一次轉型與二次轉型既相聯系,又各有特點:一次轉型以改變生產關系為重點,做大經濟總量；二次轉型以改變經濟結構為重點,建設消費大國。這兩年改革的實踐表明,加快發展方式轉型,實現公平與可持續的科學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如何把握二次轉型與改革的走向。由此看來,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的二次轉型與改革，是“我國經濟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
2、把改變經濟結構作為重點。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社會需求結構發生重大變化,要求經濟結構也隨之做出相應的改變。這里的經濟結構,不僅是產業結構,還包括投資消費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利益結構等。從現實情況看,這幾年我國經濟社會面臨的突出矛盾，大都根源于經濟結構改變滯后于需求結構變化。適應社會需求結構變化的趨勢，凸顯以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的二次轉型與改革的重要地位，凸顯未來5～10年改變經濟結構的重要地位。
3、“十二五”改變經濟結構的重大任務。未來5年，迫切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重大進展：
（1）實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實質性突破。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是撬動國內消費需求增長的戰略支點，需要盡快出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爭取“十二五”取得重大突破。
（2）讓農民工成為歷史。農民工市民化是縮小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的焦點所在,也是釋放城市化紅利的關鍵所在。從現實情況看，我國具備解決這一問題的基本條件。與此同時,這件事再拖下去，可能會進一步產生難以預料的經濟矛盾與社會風險。
（3）以公益性為目標優化國有資源配置。我的看法是，公共產品短缺時代國有資本的盈利性要建立在公益性基礎上。以公益性為目標調整國有資源配置,對打破壟斷、促進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發展,緩解就業壓力意義重大。
（4）加快推進以財稅體制為重點的結構性改革。這項改革有助于帶動其他各項改革,有助于理順中央地方關系,有助于推動民富優先的發展。
（5）把政府轉型作為二次轉型與改革的重點。實現民富優先的目標，需要政府確立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超脫自身利益的束縛，強化公共利益的代表地位,走向公共治理。
圍繞以上三點判斷,《民富優先》和《中國：歷史轉型的“十二五”》做了一些比較具體的分析和闡述。《民富優先》開宗明義提出我國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以“進入公共產品短缺時代”作為研究起點，明確提出“從國富優先走向民富優先”的二次轉型與改革，分析“十二五”的四大轉型趨勢，并且重點探討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政府轉型。《中國:歷史轉型的“十二五”》明確提出，“十二五”我國正處于走向公平與可持續科學發展的歷史性轉折時期，重在實現從國富優先到民富優先的歷史轉變，并且側重分析“十二五”轉型與改革的六大重點任務,即:走向消費大國、城市化主導、低碳經濟發展、初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農民工成為歷史和推進政府轉型。應當說，兩本書有相似的主題和內容，但更有側重點的不同：前者側重于對民富優先的思考；后者側重于對“十二五”的歷史分析。（中國日報記者 李洋 編輯 呂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