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之后，中國經過20年的努力探索，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推動并實現了經濟的長期快速增長。與此同時，20年來也積累了某些不公平不可持續的體制性、結構性的突出矛盾。今天，中國的轉型與改革到了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迫切要求市場化改革導向的戰略性轉變，走向公平可持續的市場經濟。實現這一轉變，關鍵在于改變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

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是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過程的產物和過渡性體制安排，適應了經濟起飛的客觀需求。問題在于，這種增長方式過度倚重行政力量，限制市場作用，追求經濟總量的擴大，忽視公平和可持續發展。不改變政府主導，難以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難以改變總量擴張型的增長模式。就是說，改變政府主導，追求市場主導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導下市場的有限作用。

走向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需要改變政府主導。與歐美國家不同，中國的潛在消費需求規模巨大，經濟仍將在很長一段時間處于上升通道。我們估算，中國潛在居民消費需求規模將從2011年的16萬億元提高到2020年的50萬億元左右，這將為未來10年保持8%左右的經濟增長提供重要支撐。要使這個巨大的潛在消費需求釋放出來，不僅取決于政策調整，更取決于市場制度的安排與市場環境的優化。為什么過去10多年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而潛在消費需求始終難以釋放？2000年-2010年，最終消費率從62.3%下降到47.4%，居民消費率從46.4%下降到33.8%。這個悖論的重要根源在于，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成為一種很強的慣性力量，牽引著國民經濟長期在投資主導的軌道上運行，導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影響了居民消費預期和消費傾向，制約了居民消費能力與經濟增長的同步提升。與此同時，政府主導過度傾向重化工業，導致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使供給結構難以適應全社會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由此，加大了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這就需要盡快改變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實現從投資主導走向消費主導的戰略轉型。

調整優化投資結構需要改變政府主導。中國有巨大的消費需求，也有巨大的投資需求。未來10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和服務業比重至少還有10-20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從短期看，投資對保增長是重要的。從中長期看，投資只有適應社會需求結構的變化，才能有效地轉化為消費，才能形成巨大的內在增長動力。這就需要把投資有機地融入到消費主導的轉型進程中。市場經濟的實踐一再說明，經濟結構轉型、投資結構優化，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產物，而不主要是行政干預的結果。現實的突出問題在于，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過于依賴投資，過于依賴資源能源消耗、過于偏向重化工業，導致投資結構扭曲，難以適應社會需求結構的變化。這種政府主導的投資增長主要依賴行政力量的推動，是不可持續的。應以社會需求結構的變化為導向，利用市場機制調整優化投資結構，以在短期保持一定投資規模的同時，為中長期走向消費主導奠定基礎、創造條件。

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需要改變政府主導。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使行政權力主導資源配置，導致要素使用的低效率和比較嚴重的浪費。土地、資源、資本、勞動等要素價格人為壓低，客觀上刺激了投資沖動，使投資擠占居民消費；更為重要的是，導致資源配置與社會需求脫節，增加擴大居民消費的困難。這種狀況長期持續，必然形成弱化市場的傾向，造成某些市場化改革的停滯、甚至倒退。中國30多年的實踐說明，任何其他機制，包括政府在內，都不能取代市場力量在經濟增長中的中心地位。改變政府主導，就是不能用政府替代市場，而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防止和糾正“市場失靈”。

以公平可持續為導向引領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后的第二次市場化改革，比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更具有時代意義，也更具有挑戰性，需要付出更為艱辛、更為長期的努力。

（作者遲福林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編輯：孫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