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它是西方大國共同應對“后危機時代”國際格局與大國關系新變化的需要。新興大國不僅群體性崛起與后來居上，而且還以“金磚國家峰會”(BRICS)等機制聯合互助，在全球經濟、氣候、網絡治理與地緣戰略(中東北非、亞太等)上與西方大國據理力爭、展開“集群博弈”，共同挑戰西方主導權、共同改造國際體系與秩序。面對“大敵當前”，西方大國的集體危機感與焦慮感上升，美歐日遂強化經濟、政治、安全大聯合，假手TPP與TTIP，共同整合并爭奪大市場，企圖共同主導國際經貿新規則與新興產業新標準制定權，進而壓制新興大國發展空間。英國《金融時報》就此發表《美歐應以貿易“延壽”》的社評等文章，強調美歐啟動TTIP談判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提供了一個契機，有助于它們深化經濟聯系和攜手延長對全球經濟的主導。美歐通過整合市場，將可憑借聯合在一起的影響力，確保自己仍有能力為世界其余地區設定市場標準。盡管全球經濟重心向亞洲轉移的趨勢不可阻擋，但TTIP將延緩該趨勢對大西洋地區影響力的沖擊。而歐盟和美國聯合的商業實力，也將讓它們抗衡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

進一步而言，“后金融危機時期”的大國關系演變存在三條線索，分別是西方大國之間的關系(“西西關系”)，新興大國之間的關系(“新新關系”)，西方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關系(“西新關系”或“新老關系”)。對國際體系而言，“西新關系”越來越成為大國關系的“主線”；而對西方大國來說，“西西關系”就是其“生命線”，其戰略價值非但沒有減少，反而還在增加。“生命線”對西方大國變得更加重要，其中，美歐之間開展經濟、政治與安全領域的全面協作；美日之間強化經濟(TPP等)與安全捆綁；歐日之間開展經濟合作與安全對話，北約(NATO)與日本聯合研發新式戰機，日英加強情報交流。西方大國的雙邊與三邊(G8中的G7等)合作同步加強，力圖協調一致、共同應對來自新興大國的“歷史性挑戰”。

再次，它是美國外交與國安團隊新變化使然。反映在奧巴馬第二任期關鍵的人事任命上，不僅新國務卿更加注重歐洲與中東，而且新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也比前任多尼隆對中東、歐洲更感興趣。人事的變動必然體現在對外戰略重點的調整上，即從希拉里時期的全力“重返亞太”與對亞太“一頭沉”，調整為克里的“重返歐洲”和對“轉向”亞太在一定程度上的減速，美國正在加大對歐洲大西洋盟友的戰略投入，更多關注歐洲及中東，更加注重平衡其全球地緣戰略布局，而近期其對亞太的“喊話”可謂虛多實少、虛張聲勢、力不從心。

第四，它是奧巴馬第二任期美國的大國外交“回調”的反映。即從之前的“喜新厭舊”與重點結交新興大國，大力發展“新伙伴”如中國、印度、印尼等，勢必冷落“老情人”與舊盟友，轉向重新發現乃至提升“老伙計”的價值，力圖“鴛夢重溫”。

面對西方大國之間緊鑼密鼓的“新合縱”，作為最大的新興發展中國家，中國理應高度重視、準確評估、有效因應。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