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中國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列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上海代表團全體會議。會后，有記者追問內地當前股市走向等問題，尚福林笑而不答，并建議記者到證監會每周例行新聞發布上獲得信息。記者 陳劍攝

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既然有常設的食品安全委員會，就應該讓質檢、工商、農業等幾個部門齊頭并進，現在又多了個中間環節，跟原來的管理有什么差別？”在北京會議中心九三學社界別的小組討論會上，吉林省政協副主席支建華提出疑問。

他認為，“新食品安全法是好法，很及時，但解決問題還是不徹底。”比如，新法提到要設立常設的食品安全委員會，但在后面說要由衛生行政部門承擔食品安全綜合協調職責，而原來國務院就有領導小組，有點多此一舉。

支建華說，此外，新食品安全法還有沒能覆蓋到的空白地帶，“三鹿奶粉事件就出在這里”。他說，前面產奶與農業部門有關，后面制造奶制品有歸質檢部門管，“但奶站收奶這個結合部，卻成了三不管地帶”。

坐在支建華右邊的四川大學博士生導師劉應明忍不住插話道：“奶粉中的三聚氰胺，量很大，質檢部門竟然說不知道，很荒唐。”

支建華說，那是之前的檢測標準，確實沒有三聚氰胺這項。這不是標準問題，而是作假問題。

但支建華認為，現在的質檢部門的標準也確實過時了。因為奶粉標準是按氮的含量高低來評價的，以前一頭奶牛每天產奶幾十斤，現在可以產100多斤，吃的還是草，產奶提高這么多，營養成分怎能達到原來的標準？

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志珍接過話茬，這就為摻假提供了可能。她說，中國的奶業發展不像一些發達國家那么規范，“人家是規規矩矩，我們有些搞的是歪門邪道。”

廣東省衛生廳廳長姚志彬則認為，質檢部門檢測不出來，是檢測方法有問題，不論怎么說都難逃其責。

劉應明則認為，從三鹿奶粉事件來看，質檢部門確實應該吸取教訓，不能老用過去那一套辦法，因為行業發展很快。

委員們交頭接耳地議論起來，主持人邵鴻不得不插話說，請大家安靜一點，讓支建華委員把話說完。

也許剛才的討論提醒了支建華，他說，我國確實存在檢測項目和標準缺乏問題。在有些發達國家，對農藥殘留的監測指標有4000多個，但我國還不足300個，因此不難想象，為什么會經常出現“蘇丹紅”一類事件，而監管部門總是事后才發現。他呼吁說，國家標準化部門，應當切實負起責任來。

國家質檢總局副局長支樹平也列席了今天的討論會，并就委員們提出的問題，作了回應。

支樹平說，三鹿奶粉事件確實牽涉到許多家庭，許多孩子，“根據2008年12月的數據，到醫院進行檢查的孩子有3000萬，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腎臟檢查”。

檢測結果發現，有癥狀的孩子大概有29萬，住院的也有幾萬人。他語氣沉重了起來：“。當時許多家長心急如焚，聽到消息后，抱著孩子就往醫院跑。”

支樹平說，委員們都談到了國家質檢總局的責任，“確實，我們是有責任的。我們該承擔的要承擔，該管好的要管好。”

他反省道：“我們負責產品生產過程的監督，但風險評估和預警做得不夠——對可能出現的問題，以及哪些東西會發生問題，把握不到位；在原料的把關上，我們也有疏漏的地方……這付出了沉痛代價。”

他表示，三鹿奶粉出現問題后，質檢總局當天下午就派調查組去了石家莊，晚上回來后就有了結果。第二天，開始統一檢查，一共篩查了1000多家企業，其中800多家生產嬰幼兒奶粉。最后，根據國務院要求，將所有檢測出三聚氰胺的22家企業不管大小全部公之于眾。2008年9月14日后，三聚氰胺成了必檢項目。

但他說，在此之前，國家質檢總局確實不知道奶粉中摻雜三聚氰胺。

劉應明不相信，他插話道：“長期與乳業打交道，氮含量高不等于營養高，我覺得你們應該早知道行業里面的情況。”

王志珍院士也插話問支樹平，“三聚氰胺有危害你們知道吧？”

支樹平說，以前牛奶里加東西，質檢總局是知道的，比如加水，導致出現了阜陽大頭娃娃事件；也知道有些奶制品確實會被不法分子加各種東西，但確實不知道加的是三聚氰胺。

他介紹說，質檢部門檢測牛奶，往往是感官檢測和理化檢測。檢測項目中，包括重金屬、藥殘農殘、微生物，以及某種可能的細菌，“如果有人說某種東西會引起健康隱患，我們會加入一些新的檢測項目，認識到了危害就檢查。”

他表示，在這個事件中，雖然質檢部門不能推脫責任，但也不能承擔無限責任——

牛奶的生產，涉及多個部門，實行分段監管：奶農奶站由農業部門監管；到工廠里面，由質檢總局監管；進入市場，是工商總局管；到了餐桌上，由衛生部管。“以前質檢總局不管生產加工，2005年大頭娃娃出來后，生產加工監管給了質檢總局。這么幾年的時間，仍處在銜接穩定的過程中。”

在支樹平看來，三鹿事件雖然過去一段時間了，但暴露出來的社會誠信問題、檢測標準的缺失問題、部門與部門之間的職責明確問題，仍然值得認真反思。

編輯：富文佳 來源：中國青年報